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与企业环保投资研究

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对环保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并且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互作用。文章以2011-2015年度沪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东部地区财政收入与上市公司的环保投资规模不具有相关性,而西部地区呈现负相关;东、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均能有效刺激企业环保投资;东、西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与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     

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绿色形象的调节作用视角

利用2008~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绿色形象能够提高公众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包容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企业治理性环保投资相比,公众环境关注度仅对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绿色形象仅对公众环境关注度与企业前瞻性环保投资规模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说明企业差异化和预防性环保战略能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为政府部门制定环保法规、企业履行绿色责任、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对上市公司环保投资影响研究

地方政府环保行为往往是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环境保护投资的最初动因。基于研究结论可知:地方政府环境政策颁布、地方政府排污费征收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正相关,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负相关,地方政府环境处罚力度及环境保护教育与上市公司环境保护投资规模不具有相关性。     

天津市环保投资分析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

近年来,天津市环保投资规模不断增大,本文分析了天津市近年来环保投资的规模和结构,研究表明,天津市当前的环保投资尚未与经济增长同步,且环保投资的结构不合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过高,与环境治理密切相关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比重则相对较低。此外,本文分析了天津市环保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表明,天津市环保投资与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环保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基于此,为保持环保投资持续增长,实现环保投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进行,本文从提出转变天津市环保投资结构,建立环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机制,并从政策与投资渠道等对天津市环保投资发展提供建议。     

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

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低效的现状,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环保督查活动,而外部的环境政策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选取A股2013—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即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宏观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为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京津冀制造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现状分析及建议

本文以京津冀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2013-2015年的环保投资数据,对其环保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地方性环保政策对企业环保支出方向影响很大;企业过于注重自身当前利益,导致环保投入力度不够;资金需求量大的环保项目加大了企业资金压力;企业更注重事后污染治理而忽视事前控制;企业环保投资项目单一,环保资金投向失衡。因此应完善相关环保法规并予以强制施行,同时对特定环保投资项目给予补贴,减轻企业环保投资资金压力;企业应采取清洁生产与污染治理并重的策略,同时完善自身环保投资结构,平衡环保资金投向。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研究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严重的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企业的环保投资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而高效的环保投资与企业的业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究。为此,本文选取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间披露了企业环保投资金额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的环保投资效率和企业业绩之间没有显著关联。     

企业环保投资、环境管制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8—2013的经验证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与股权资本成本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保投资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该点时企业环保投资越高股权资本成本越低。进一步验证环境管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化了企业环保投资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环保投资低于临界点,与低管制的企业相比,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正向影响更强;当环保投资高于临界点时,“创新补偿”占据主导位置,高管制企业的环保投资的增加将引发股权资本成本更大幅度降低。     

债务约束、环保投资与环境质量

文章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环保投资、债务约束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债务约束对环保投资影响环境质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可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债务约束亦正向影响环境质量;债务约束显著增强了环保投资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债务约束强度越大,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越明显.     

环保投资、CEO海外经历与企业价值：增值抑或减值?——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的分析

作为环境污染主要制造者的微观单元,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方式,而作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主体,企业环保投资是否毁损了企业的价值？以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CEO海外经历对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高融资约束水平下,CEO海外经历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和对环保投资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环保投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分析,为选聘海外经历高管的现有人力资本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行为是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表现,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我国产业政策制度背景,论文以2011-2018年沪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产业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的支持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这种“正向激励”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体现。论文的结论丰富了现有产业政策微观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     

环保投资效率与企业融资能力

随着资源的日益短缺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纷纷向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环保要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确保环保资金投入、优化环保投资结构、改善环保投资绩效和提高环保投资效率等。本文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效率对企业融资的影响。     

公司治理与企业环保投资:文献综述

由于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日益受到各方关注,学者们也将研究热点从政府环保投资转向企业环保投资.近年来,企业环保投资已经成为环境会计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文章系统梳理了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股权结构、产权性质、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与党组织参与等公司内部治理因素和环境规制、资本市场、市场竞争、媒体与公众关注等公司外部治理因素,都会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及其结果产生影响.文章所梳理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的研究成果,不仅为企业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增强企业的环保投资提供借鉴,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启示.     

政府干预、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是否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地区环境污染是否是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两个问题,文章分别以省际面板数据和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干预越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环境污染不是企业做环保投资决策考虑的因素;政府干预对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没有影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进行了更多的环保投资.     

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评价研究

为了更好地提高化工行业环保投资效率水平,明确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努力方向,文章以2011—2015年29家化工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会计数据以汇总计算的总体环保投资额为输入指标,以主营业务收入、每股收益、利税总额为输出指标,采用DEA模型评价化工行业的环保投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化工行业当前环保投资效率水平偏低,且相对于规模效率无效因素,纯技术效率过低对环保投资整体效率状况的影响程度更大。系统分析后从调整环保投入结构、提升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环保成本三个方面提出了促进环保投资运行效率水平的针对性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视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重点考察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信贷支持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信贷支持,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助推加大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可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企业环保投资;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     

高管环保背景与绿色投资者进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治理绩效,推动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有效引入绿色投资成为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Python文本分析方法识别高管环保背景特征和绿色投资者信息,结合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回归方法探究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进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聘任具有环保背景从业经历的高管有利于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随着环保背景高管数量的增多、管理自主权的增大,其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并且在非国有企业、清洁型行业中,环保背景高管对绿色投资者的吸引作用更明显。根据信号理论,上市企业聘任环保背景高管能够驱动企业内部加大环保投资力度、获取外部政府环保补助,释放企业从事环保事业的有力信号,进而吸引绿色投资者进入。此外,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质量以及ESG绩效皆产生正向积极影响,同时也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明显的提升效果,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内容,同时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从绿色投资视角驱动绿色转型升级,提升环境治理绩效,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机制、产权性质对这一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层次越高,企业环保投资力度越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对高管学历特征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同时,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学历特征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加显著。研究深化和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企业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及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环保投资、财政补贴与核心竞争力 ——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2011-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企业环保投资对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并以企业所获得的财政补贴为调节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能够显著提高核心竞争力;企业获得财政补贴能够增强环保投资对核心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能提高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吗？

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体系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度融合,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举措。运用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2014—2020年的经验证据,探讨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企业的投资不足得到明显缓解,环保信用较差企业的投资过度得到抑制但不显著,说明环保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仅表现在企业投资不足方面。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环保信用较好主要通过发挥治理效应和资源效应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治理效应表现在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资源效应表现在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外环境分析发现,当信息环境、治理环境较差时,环保信用较好更能缓解企业投资不足。研究结论揭示了环保信用评价制度的有效性,为“十四五”期间持续优化环保信用评价制度,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