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认同、非农化能力与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兼析土地功能分异的影响及退地方式的认同序列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退出是农民农村退出的关键。对云南省9个县（区）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农户的政策认同会显著增强其退地意愿;非农化能力对农户退地意愿具有门槛效应,非农化能力处于中间水平时与退地意愿显著正相关,但较低或较高时对退地意愿无显著影响;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使农户“两地”退出意愿存在差异,宅基地退出意愿弱于承包地退出意愿;农户更愿意选择低风险和收益稳定持续的退地方式,承包地退出偏好“货币化补偿”方式,而宅基地退出偏好“实物置换”方式。应强化政策宣传,提高农户的政策认同度;要警惕非农化边界效应陷阱,厘清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要构建和完善一种分期、稳定、持续的退地补偿机制,并基于承包地与宅基地的功能分异因“地”施政。     

我国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补偿的构成与计量

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合法土地权益所造成效用价值损失的合理补偿,是增强离农农民承包地退出内在动力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各地在统筹城乡改革试验中对离农农民承包退出补偿的探索,存在补偿依据不清、补偿构成不合理以及补偿资金不足等问题。承包地退出补偿是对离农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所造成的所有效用损失进行的补偿,应包含对承包地的＂生产资源价值＂＂保障价值＂＂财产预期价值＂和＂其他价值＂的补偿。目前我国各地农民的离农程度、离农类型差异较大,应分情况、分类别建立差异性的承包地退出补偿制度。     

重庆“转户农民”退地情况调查与启示

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处置,但是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转户农民” 自愿退出土地的比率较低。影响“转户农民”退地积极性的主要原因有：配套政策未及时跟上、历史遗留问题、现行政策欠完善、土地利用未明确、改革资金周转困难等。“转户农民”退出土地,利于农村、农业更好地发展,利于其在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也利于缓解改革财政压力;而农民转户不退地,可能形成“城乡三元”人口结构,使农村、农业发展陷入僵局,也会阻碍下一阶段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应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的宣传,尽快落实户改配套政策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现行户改政策和退出土地利用政策,拓展改革资金来源,为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并允许“转户农民”退回农村,消除其后顾之忧。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关于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的几点思考

农民进城就业为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和社会应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良好环境。制度创新在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方面提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要以制度创新的形式开展具体工作;要以人权平等、机会均等的创新视角,消除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要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信息通畅、管理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组织和培训工作;要与时俱进,本着为农民进城就业提供良好服务和宽松环境的精神,完善配套措施。     

湖北省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研究

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进城但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耕地细碎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目前农业生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规模经营分析发现,三类新型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机械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适应了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要求和劳动力老龄化的现实。目前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能阻止耕地细碎的恶化,但没有改变农地细碎化特征。为了从根本上破解耕地细碎化,需要设立足够的替代性社会保障,逐步让进城的农民永久退出农业耕地。要通过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重点培育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发展规模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关于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手笔,意在破解我国的“伪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难题,也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庆市政府为户籍制度改革做了充分准备,以十大机制保障转户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生产以及退出土地的优化配置。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重庆市政府和人民积极应对,并不断深化改革。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视角的农民群体分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加快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以城乡统筹方式分担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农民群体分化成本由政府、企业、农民、城镇居民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共同分担或支持,才能真正体现城镇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民群体分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     

城镇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必须靠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增长。实施城镇化战略既可以扩大内需,又可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推进城镇化时,一方面要促使农民从农村离得开,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农民在城镇住得下。离得开的关键是农民承包地及宅基地确权,而住得下的关键是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还要进行户籍改革。     

加强贵州农民工管理服务研究

进城农民工既是农民,又是都市边缘群体,他们是由经济、社会诸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具有双重身份的弱势群体。20多年来农民工所构成的非正规就业有增无减,要解决贵州的就业问题．必须从三方面入手：统筹城乡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制定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建立政府目标责任制．加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切实保障农民工台法权益,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 ——对“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金融海啸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金融海啸导致农民进城务工机会减少,直接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潜力,让农民就近就地实现就业;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增加农民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扩大农村和农业内部就业新空间;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市场,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训力度;改革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农产品进行价格宏观调控;加大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力度,扩大就业机会;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省际问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研究——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维系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持社会安全与稳定底线的一种最基本层次的公共服务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从社会保障人均投入、社会保障投入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投入比重来看,我国省际间差异均呈现“U”型轨迹。实证研究表明,省际间社会保障服务及其差异程度,既受政府的供给能力、供给意愿、供给成本等供给因素的影响,也受居民的体制性需求和项目性需求的制约。其中,供给能力和供给成本在省际间存在的较大差异性,成为阻碍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实现的主要原因。为此,要逐步缓解财政能力的悬殊差距、减少社保供给的成本差异、确立民生优先的一致意愿、消除城乡体制的二元分割。     

新泰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与思考

以新泰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调查的典型,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基本模式和运行机制,指出,要优化配置农村资源,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条,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以服务为宗旨,坚持农民入社、退社自由,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紧密结合,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突破——以重庆市九龙坡区先行示范改革为例

统筹城乡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找到一条正确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中的关键课题。九龙坡区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以产业发展为依托,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础,在农民市民化的试点中闯出了一条以“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陶家模式”,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统筹城乡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试析

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然而,他们的定居欲望在政府的政策、制度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高昂的进城安居成本面前望而却步;在向市民化的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面前徘徊不前.因此,政府应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平台,培育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城镇化与农民身份的变迁

我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庞大而又特殊的新型社会群体(农民工).该文的城市化模型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了这种模式赖以产生的根源.城乡移民是中国城市化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户籍壁垒和均分的农地制度安排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所以必须深化改革,从制度层面消除不利于农民工向现代化的市民转化的政策因素.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影响与应对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更为急迫,任务也更为艰巨。未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发展,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10—2020年为快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2021—2034年为高速发展阶段,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2035—2050年为高位发展阶段,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常态化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将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制度风险、养老服务需求等产生深远影响。必须高度重视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缓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和服务一体化。     

公共财政视角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不会主动流向软硬环境都比较差的乡村,农民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业处于简单再生产的掠夺式经营状态,而且在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城乡社会失衡,农村被边缘化,农村的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农民的上向社会流动受阻。当前新农村建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需要公共财政全面地发挥作用。在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扩大农业直接补贴的规模,选择重要的基础性的公益项目进行支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我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法制保障

在我国, "城乡一体化"观念大约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对于什么是城乡一体化,不同学科有不同界定.法学视角中的城乡一体化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渐进过程,打破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使农村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享受平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