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异质性及机制检验

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双持续提升,两者发展水平均呈现东部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格局;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普惠金融的适度发展显著增强实体经济的经济效益、优化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和促进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但普惠金融的过度泛化发展却会抑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二者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随着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促进到抑制转变的临界点不断优化.因此,需要加快中国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步伐,有序地、倾向性地推进差异化的普惠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提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研究

实体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命脉,研究如何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意义非凡。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居民消费和科技创新的中介作用入手,实证检验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的缘由和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可以促进实体经济增长,这不仅可以通过促进传统企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高效的资金配置渠道、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直接体现,而且能够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间接显现。此外,分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我国东北、东部、中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促进作用不显著。本文为如何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促进经济增长给予了诸多启示。     

金融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化选择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金融规模、金融行为以及内在特征三个方面入手,探究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优化选择。研究发现：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效应,且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来看,金融中介规模和行为、金融市场行为与股票流通率的提升对经济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而银行集中度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提升则呈现正向效应;金融中介规模、金融市场行为与银行集中度的提升对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上呈现负向效应,但金融市场规模、金融中介行为与股票流通率则呈现正向效应。     

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协同性分析发现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趋势。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分析发现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表明正向的区域金融集聚或区域经济增长冲击最终都将带来相互的正向响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滞后期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区域金融、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均需注重区域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协同效应。     

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6—2015年省级数据检验了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十余年来中国金融集聚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加速攀升,区域不平衡和梯度分布特征明显;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显著存在。其中,东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制不断优化;中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机制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重点关注中部金融集聚的水平与质量,优化资金投资方向及效率,优先支持创新驱动与生态环保类项目,以提升金融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上,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而FDI则对经济增长效率有显著抑制效应,二者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FDI进一步强化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时金融发展水平是发挥FDI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分区域来看,下游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总体回归结果较为一致;中游地区金融发展和FDI对经济增长效率均有抑制作用,且二者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均依赖于对方的发展情况;而上游地区金融发展、FDI均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升,并且当金融深化超过一定程度时,更有助于发挥FDI正向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金融集聚的演进趋势与影响因素:区域异质性视角

基于2003年～ 2013年中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考察了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与变动趋势,以及金融集聚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金融服务业的基尼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逐年上升,出现了向核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但集聚程度仍然低于其他生产性服务业;本地市场效应在金融业重新定位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市场化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东部地区的金融服务业出现了向经济发展较好、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区域定位的态势,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主要在区域行政中心集聚.     

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集聚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是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中国大部分制造业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省际差异、行业差异明显;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环境效率较高,中西部地区环境效率较低;制造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效率呈显著N型关系,制造业集聚的不同演化阶段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不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保意识、政府规制、城镇化、对外开放水平等是影响环境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环境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加快推动制造业集聚升级、坚持绿色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外资准入环境门槛等。     

金融产业集聚、市场化进程与地区经济增长

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金融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这一增长效应的实现与地区市场化进程有关。实证检验我国1992年—2011年各省市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现,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效应;通过加入市场化进程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市场化进程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发挥程度,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可以更好的促进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     

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

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金融科技的发展产生新金融业态,也将对经济中的最优金融结构产生影响,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科技、最优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第一,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即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优金融结构点,能最大程度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产生向右移动的改变,即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越高,最优金融结构点处的银行占比程度越高,其中的中间影响机制在于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第三,相比较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更偏向于银行部门的发展;当加入金融科技变量时,最优金融结构点都发生移动的改变,而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对东部地区最优金融结构点的改变程度更大。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结构面板自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经济增长必须由原来的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增长方式转向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方式。本文通过构建结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推动高于后两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1997-2006年西部地区十二个省份的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的面板数据,从金融发展的分析框架、金融发展定义入手,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西部金融规模扩张阻碍西部经济增长,而西部金融结构优化、效率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西部金融效率提升比金融结构优化更能推动西部经济增长.     

金融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区域经济拥有强大的金融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助力实体经济高效、快速发展,同时也是经济系统遭遇冲击时的缓冲垫,帮助企业抵御外部冲击,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走向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集聚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本地经济韧性的提升,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西部地区由于金融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其空间溢出效应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陕西省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8年陕西省经济金融发展相关数据,对陕西省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并通过E-G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别从金融业整体集聚、金融业子行业集聚两个角度,实证检验陕西省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对增强陕西省金融集聚效应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产业集聚与地区工业化——基于2002年—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金融产业集聚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有着较大差距,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则集聚度较低。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产业空间集聚的差异对我国三大不同地区工业化产生了不同影响。总体而言,银行业集聚对工业化的影响作用最大,而证券和保险业集聚作用则较小,而对于不同地区、不同省份以及不同时期来说,这一作用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可以通过调整金融业的空间集聚格局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金融活力指数测度及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活力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经济是否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在借鉴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金融机构发展活力和金融生态环境活力两个层面出发,构建出包含26个三级指标的金融活力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2020年全国30个省（市）及东、中、西不同地区的金融活力指数进行评价,结果显示：金融活力指数（即FVI指数）随时间逐年提升,但存在区域差异,且同一地区不同省（市）间的差距呈逐年扩大态势。在此基础上,通过随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活力水平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金融活力水平（FVI）、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重（Cons）和财政政策支持力度（（Policy））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国际贸易发展（IM）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进而提出持续提升金融活力水平、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充分发挥政策合力等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