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中国贸易出口持续时间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1²012年间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HS6分位的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计算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在20012012年间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HS6分位的出口贸易数据,运用生存分析、计算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在2001²012年间的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在20012012年间的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研究发现,中国在2001²012年间的平均生存时间为3.62012年间的平均生存时间为3.6⁵.6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25.6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的2³.3年和巴西的2.43.3年和巴西的2.4⁴.1年,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2.44.1年,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美国的2.4⁴.9年和日本的2.24.9年和日本的2.2⁴.9年。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我国1040家服务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Probit模型及其边际效应和OLS估计等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到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营时间的增加以及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从企业所在的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扩大内需会抑制出口吗?——来自长三角的数据

利用2004—2010年长三角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扩大内需战略对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需的提高不仅不会抑制出口,还能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数据显示,内需每提高1%会促进出口量扩大超过1%,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中本土市场效应发挥了核心作用;对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在纺织业、化工业和金属制造业中存在着强本土市场效应,而在采矿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食品业中仅存在弱本土市场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行业竞争程度对出口有正向激励作用,而人均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会抑制出口。     

出口企业存在跟随学习效应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新—新经济地理的前沿领域,本文在出口企业的异质性进入成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先驱者—跟随者"模式,提出了基于异质性理论的企业生产率跟随者优势假说。运用Blinder-Oaxaca的因素分解模式研究出口跟随者相比先驱者的生产率优势程度,发现先驱者的经验值或存活率越高,出口企业的跟随优势越明显;跟随者生产率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显著,在欧美地区优势大于其他各目标区域,在亚洲目标区域跟随者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先驱者企业更容易通过俘获发展中国家市场相对不够完善的监管部门来降低进入成本,故在成熟完善的发达国家市场中跟随者优势不及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跟随者优势显著。政策意义在于政府应鼓励出口企业的先驱者开拓新型市场,给予政策补贴以弥补先驱者的前期探索性开拓成本,这将对整个中国制造企业产生正面的生产率贡献。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重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了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中国"五年规(计)划"政策文件对重点产业的设定为切入点,利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重点产业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缓解"和"生产率提升"是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重点产业政策对低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概率的促进效应更大,而对高外部融资依赖度行业企业出口规模扩张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最后,本文还探究了市场自由化对重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的影响,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应稳步推进产业政策转型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促进中国出口贸易长期稳健发展。     

以往经验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延长——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海量匹配数据,发现在新的产品-市场组合出口中,超过一半的中国企业在出口一年后便退出市场,同时高达75%的企业出口生存时间不超过3年,充分暴露出中国企业在出口市场退出率高、生存时间短的特点。基于此,本文从以往出口经验角度探寻延长我国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途径,结果表明:相同组合和相同产品的出口经验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生存时间,且前者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后者;相同市场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作用为负,意味着我国企业应遵循以产品为轴心的国际市场扩张战略;基于产品差异性的分组检验发现,以往经验对出口异质性产品企业生存时间的影响更大。     

出口的技术反推机制存在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大量文献研究了技术对出口的作用,而研究出口对技术作用的文献稀缺,本文针对出口的技术反推机制,探究出口反过来对出口企业技术的作用情况.首先进行理论梳理,出口的技术反推机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其次使用中国工业企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总样本以及国有、集体、独立法人、私人所有和外商企业出口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着完整的倒U型关系,表明它们的出口在达到阀值之前存在着显著的技术反推机制,超过阀值之后则减弱技术创新;但港澳台企业出口的技术反推机制始终不存在.本文还进一步估算了总样本、国有、集体、独立法人、私人所有和外商企业的出口比重阀值,分别为35.54％、44.68％、45.74％、45.92％、44.54％和34.31％.目前国有、集体、独立法人和私人所有企业的平均出口比重大幅度低于各自的阀值,它们的出口能显著地推动技术创新.     

出口信用保险促进企业开拓新兴市场问题研究

出口信用保险是促进外经贸发展的重要政策,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我国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企业开拓新兴市场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云南企业实例,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出口信用保险促进企业开拓新兴市场的若干措施,还提出了完善政策的建议。     

出口经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广化--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恰当利用出口经验的学习效应可减少出口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自身的出口广化。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广化的促进机制,发现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以往的出口经验对企业当期出口广化存在倒 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结构性差异。     

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吗——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证据

本文利用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探讨了市场导向型低碳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倾向、扩大了企业出口规模,即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这一结论在预期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估计方法、匹配分析、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潜在干扰等条件下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了企业出口;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逐步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运用法治方式优化营商环境、适当降低行业集中度和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来自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19年222个国家的HS-6位产品出口数据估计了各国出口三元边际,进而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抑制了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但对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产生了积极作用。虽然三者耦合的总效应为负,但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改善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发挥了积极作用,且这种影响也因产品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讨论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自由度和创新能力在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出口三元边际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并重点体现在集约边际上。     

中国二手车开拓国外出口市场的前景分析以及策略研究

随着我国新车出口的逐年递增,国内二手车的出口也在逐渐酝酿。二手车出口是中国目前还没有被挖掘的一块新鲜蛋糕。然而在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二手车的出口却是早已步入正轨的贸易活动。二手车出口可能成为未来缓解中国汽车保有量过大的出口。而业内专家也预测,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二手车出口不无可能,而且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成为新的亮点,虽然现在时机未成熟,国家的政策也并未有明确的开放,但积累已经有必要。     

兼业水平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分析——来自中国农村家庭的微观证据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传统乡村劳动力长期存在“农忙务农,农闲务工”的兼业行为。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有关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兼业水平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的直接效应为正,农户兼业水平越高,幸福感越强;(2)农户兼业水平对其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主要通过农户家庭消费能力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来。因此,建议政府重视并鼓励农村居民兼业就业,构建农村居民就业服务平台,拓展农村居民多元就业渠道,为其兼业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提高农民幸福感。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市场,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从2000—2006年期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转向了2007—2013年期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对于如何积极应对外部需求冲击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