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市场一体化与提升城市生产率关系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中国经济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现实需求下，建设统一大市场是提升城市生产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2-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规模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对城市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规模异质性；第二，对城市规模高于门槛值的大市场而言，市场一体化与城市生产率关系呈现“倒U型”特征，小市场则与之相反。基于此，应正视城市群“虹吸效应”和“涓滴效应”、鼓励城市群内部城市走差别化效率提升道路，以实现城市群发展质效提升。     

城市最优规模与劳动力实际工资率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在新经济地理学提供的从微观个体推演宏观区位的理论方法基础上,建立厂商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三种效应影响下的,以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率衡量的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三种效应分别进行单一效应的模拟比较静态分析和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与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着倒U型的稳定关系,也即理论上存在着使得劳动力获得最高工资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三种效应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不同,发展城市最优规模需要综合考虑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     

城市最优规模与劳动力实际工资率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在新经济地理学提供的从微观个体推演宏观区位的理论方法基础上,建立厂商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三种效应影响下的,以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率衡量的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三种效应分别进行单一效应的模拟比较静态分析和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与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着倒U型的稳定关系,也即理论上存在着使得劳动力获得最高工资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三种效应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不同,发展城市最优规模需要综合考虑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     

"虹吸"还是"扩散":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

商贸流通业集聚发展有助于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格局的动态演化,进而推动城市规模的变迁.本文从"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双重路径探讨商贸流通业集聚对城市规模影响机制,进而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就二者的非线性关联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商贸流通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商贸流通业集聚初期会促进城市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 2005~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门限效应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具体表现为在城市化率较高的中东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而在城市化率较低的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     

集聚密度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来自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考虑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1990～2008年间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提高是我国城市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而与集聚外部性紧密相关的要素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仍是制约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两种不同的影响途径:制造业在市辖区内的空间集聚体现为"拥挤"效应;人口空间密度则对地方产出的影响存在倒U型特征。人口因素仍然是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与制造业的空间"共聚"现象对城市产出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     

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

本文运用新古典经济的框架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系统分析了拥挤效应、经济增长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假设城市规模扩大产生集聚效应并反映为拥挤效应的降低,将拥挤效应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纳入生产函数,分析经济稳态的演化路径,得出最优的城市规模、合理的城市拥挤程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分析扰动稳态的变量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据此给出了一个估算最优城市规模的简单模型的结论。研究表明在不同条件下城市的最优规模是可变的,不存在统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城市化进程应该适度有序的进行。     

政府审计功能协同与财政支出效率:理论与实证

本文在构建审计功能协同发展影响财政支出效率的理论模型基础上,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免疫系统"观下审计功能协同发展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中国省域财政支出效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俱乐部集聚特征;财政支出效率在时间单维度、空间单维度分别表现为惯性效应和标尺效应.审计功能协同发展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充分发挥审计功能协同对财政支出效率的提升效应具有较大潜力.     

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的影响效应检验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和武汉城市圈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能通过密度渠道,对城市圈经济集聚产生显著的外部性,但是无法有效通过商贸流通业规模渠道和结构渠道来发挥对城市圈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作用。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基于城市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集聚产生的双重集聚效应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从城市空间和价值链视角下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在验证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中存在一个均衡的土地租金,使得双重效应的互补效应达到最大;城市规模有利于双重集聚效应的提高;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双重集聚效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经济距离越短辐射作用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双重经济效应,文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视角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有“倒U”型的促进作用。     

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高行政层级城市能否延长企业存续期?

从城市行政层级视角出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279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运用Cox风险模型分析集聚效应、市场规模效应和排序效应三种机制对本地企业存续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存续风险较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显著降低了企业存续风险,城市行政层级的排序效应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高行政层级城市的存续风险更低,存续期更长,且高行政层级城市并不排斥小型企业发展。上述研究为客观评估城市行政层级对企业存续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城市蔓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城市蔓延及其他因素对城市人均碳排放量的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密度、人均GDP分别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表现出一定的"U型"与倒"U型"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对人均碳排放影响不甚显著;产业结构因素短期会显著提高碳排放量,但在长期会降低碳排放量;城市可达性的交通条件对人均碳排放影响不显著。     

居民消费与最优政府支出:理论与动态估计

本文运用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模型研究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证明:在无限期假设下,处于稳态经济中的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两者的关系取决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政府边际支出倾向。经检验表明,这两者呈现"倒U型"关系,表现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先产生挤入效应,后产生挤出效应,且在2005年达到挤入效应的最大值。分项检验中,一般公共事务性支出和民生性政府支出分别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和挤入效应,经济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为先挤入后挤出的"倒U型"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几点财政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盈利效应及其动态分析——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OFDI的微观面板数据,本文运用PSM-DID方法探讨OFDI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并从多重异质性和时间维度展开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相较国内投资,OFDI对企业盈利的影响随时间呈现出“倒U型”;异质性OFDI类型检验中,商贸服务型、投资于避税地企业的盈利效应最早显现且为正;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特征企业的OFDI盈利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不同盈利指标下最优盈利效应所对应的企业特征不同。     

教育进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

教育进步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基于2010年-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教育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高-高”型集聚与“低-低”型集聚的空间特征;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较为稳健的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城乡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长远来看,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等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佐证了教育进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建议推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优化高素质人才空间分布,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方言能力如何影响流动人口收入?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探讨流动人口的方言能力和收入关系对于理解人口流动的经济社会后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方言的认同效应和替代效应,提出并证实了方言水平和收入的非线性关系命题: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收入和方言水平呈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随着流动距离增大,两者关系由U型曲线转变为倒U曲线;当满足一定流动距离条件时,收入和方言水平的关系亦表现出一定的线性特征。上述关系在不同性别、教育程度、行业、区域样本中具有异质性。在控制了方言测量误差、工作经验和普通话水平等因素后,结论仍然是稳健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掌握适度的方言有利于实现收入最大化,这也为认识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倒“U”型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及其政策含义——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率的比较研究

关于城市规模问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受到广泛关注,各种关于城市规模的理论和政策争论的焦点在于,城市规模效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倒“U”假说是否成立。本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中的BCC模型、超效率模型和Tobit回归模型,系统测算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和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05—2010年的规模效率及其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其规模正相关,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规模效率与其规模基本上呈“倒U”型关系,倒“U”曲线顶点对应的城市规模对城市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据此,本文提出“促进中小城市发展、限制超大城市、完善城市管理、协调区域城市发展”的政策思路。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集聚视角下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和绿色发展的环境诉求,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供给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角度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结构突变效应,并鉴于内部细分行业集聚特征展开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在不同集聚视角下,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就全国层面,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表现出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就行业层面,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金融业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