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关税减让承诺完成后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率及其结构

自2002年起我国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关税,至2010年我国入世关税减让承诺完成,我国名义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进口关税结构也发生了大幅变动。本文使用2010年税则中进口关税率计算我国19个产业的有效保护率,结果表明,我国有效保护率总体水平大幅下降,极值区间缩小,关税调整依然满足关税升级理论,结构变化与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变动相一致。     

收入分配的效应分析

收入分配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同外界环境经常保持各种交换。收入分配在同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外界环境不断为收入分配提出各种要求,影响着收入分配;同时,收入分配本身也会形成各种抵御外界环境侵扰的“免疫”功能,积极适应外界环境变化,并能通过本身的不断输出,引起外界环境的状况变化,产生分配效应。     

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与福利分析——来自2017—2019年关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检验了2017—2019年消费品关税减让的价格效应和福利影响。结果表明,消费品降税显著降低进口价格和进口成本,促进了进口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同时,降税加强了国内市场竞争,降低了国内消费品的价格,提高了居民实际购买力和福利水平。2018年因关税削减引致的进口成本下降约占中国从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总额的1.33%,消费品平均价格同比下降约0.64%。本文为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提供了实证支撑。     

收入分配与乘数效应

传统的乘数理论忽视了收入分配因素，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有很大局限性。论文以我国城镇居民微观消费行为的分析为基础，建立了引入收入分配因素的乘数效应模型，并根据我国近年来的统计数据作了验证，证实它与我国的经验是一致的。由此可以得出收入再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的政策结论。     

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分配效应研究

本文在一个引入房地产和居民抵押贷款约束的异质性个体世代交替模型中,加入消费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以匹配中国的现实税制结构,并依据中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了校准。在此基础上引入房地产税,研究房地产税的税率和免征额调整以及从消费税向房地产税的税制结构转换对宏观经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普遍征收房地产税对消费同时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最终影响要看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总产出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呈倒U型变化,而房地产和总财富分配差距则随着房地产税率的提高而扩大。第二,合理的免征额设置是实现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功能的关键。第三,在合理设置免征额基础上,实行税制结构转换可以更好地发挥房地产税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消费。本文实现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同时研究房地产税的宏观经济与分配效应,有效解决了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静态模拟所存在的动态不一致问题,为房地产税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和税制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碳税开征与否的主要争论在于：一方面,征收碳税是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另外一方面,征收碳税是否会加大收入差距。在制定碳税政策时,需要探讨碳税实施后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权衡公平目标与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制度效应

一、收入增长的制度效应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标志着完全计划经济运行体制在农村的结束。1978年作为农村传统经济体制和体制改革的“时间分水岭”,以此为界将1949年至     

产权制度的行业收入分配效应

行业收入差距的背后有其微观制度基础,即产权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私有企业产权制度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制约,导致了那些劳动密集型的竞争性行业职工收入水平增长较慢,水平明显偏低;而垄断行业的职工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建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成为所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共同方向。     

汇率变动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

汇率变动及汇率制度的选择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问题,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汇率变动及汇率制度的选择还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这是因为:首先,汇率的变动和不同的汇率制度会影响到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由此带来了“赢家”和“输家”。利益集团的收入受到影响之后,必定会影响到它们的政策偏好及其在政策形成     

环境、健康与经济增长:最优能源税收入分配研究

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实现在不损害经济或尽量降低产出损失的前提下减少环境污染、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世代交叠模型基础上引入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系统探讨了在既定税率情形下能源税收入在居民收入与减排活动之间的最优分配比例,以降低环境-健康-贫困陷阱的风险。研究表明,理论上存在能够实现人均产出最大化或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最优分配比例。然而,结合中国实际,研究发现我国能源税收入分配政策难以同时满足两者最优目标;具体分配比例取决于政府决策偏好,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

房地产税讨论经年,其税制要素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开征后的社会经济效应,仍缺乏实证分析。本文以纳税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衡量房地产税缴纳能力的指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不同地区家庭的房地产税缴纳能力、可行的地区间差异化有效税率及几种减免方案下税负在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分布,继而模拟把该税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家庭的房地产税支付能力差异悬殊,突出了房地产税的地方税特征。税负分布和再分配效应测算显示,该税调节财富差距的效应明显。在诸方案下,高收入家庭均承担总税负一半以上。"人均价值减免"在纵向公平、调节分配及税政实施三个维度均优于"首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     

收入分配公平及其衡量标准

公平是一个被许多领域涉及与探讨的概念，特别是在社会哲学领域，更是一个近乎永恒的主题。公平的含义接近平等和公正。公平的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起点公平，二是过程公平，三是结果公平。但是公平是一个几乎完全主观的范畴，因而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其具体含义显得较为模糊，“人们几乎可以对它作出任何解释”（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第一卷，第197页）。     

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遗产和遗产税的代际交叠模型,对征收遗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估算了在两种不同遗产动机情形下,征收遗产税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遗产税通过影响居民的消费与储蓄决策减少了财富代际转移数量和资本存量水平,并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回报率,降低了劳动报酬率,进而影响长期收入稳态水平。遗产税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遗产动机,在有目的的遗产动机情形下,遗产税将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偶然动机情形下,其结果依赖于相关参数的大小,作用较为模糊。     

中国行业垄断的收入分配效应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难点和热点问题,行业垄断已经成为加剧中国收入分配矛盾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构建新的垄断-竞争两部门利润分享模型,揭示行业垄断影响收入分配的内在机制,并结合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行业垄断在产品与要素市场中,通过最终产品消费的福利转移、要素的区别定价以及垄断利润在不同就业者之间的非均衡分享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行业垄断力量对经济干预较多的阶段,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较为严重,并且往往表现为劳动总收入的下降。因此,持续提升劳动者收入,保持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必须配合行之有效的行政垄断部门改革,打破行业垄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降低行业垄断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影响。     

关税、走私和福利效应

本文旨在通过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走私的均衡分析框架,以期探求：存在走私实际成本时,走私者行为如何决定,以及引入政府反走私行动、关税税率上升等外生冲击后,走私相关效应如国民福利效应将发生怎样变化？     

国家级贫困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基于农业农村部农村固定观察点1986—2011年微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减贫效果及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对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使贫困地区的贫困率平均下降了11个百分点;同时,扶贫政策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性,能改善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从静态角度看,扶贫政策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内部收入差距,贫困县内部基尼系数平均降低了4.2%,尤其是缩小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与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下降幅度高达15.1%;从动态角度看,扶贫政策增加了国家级贫困县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长远上有利于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鼓励外出务工是扶贫政策起作用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效应

本文从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所造成的制度效应进行分析 ,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出对策。     

中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大多数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相比,收入往往不能在通货膨胀发生时有所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拥有的保值资产又较少,所以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他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贫富差距拉大。所以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这一不良现象的持续发生。包括：遏制通货膨胀,抑制房价;实行更加灵活的随着通货膨胀率不断调整的工资薪酬制度;完善资产市场,引导人们理性投资与理财。     

物价指数变动的城镇居民收入超分配效应

物价指数变动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购买力具有较大影响。文章提出并定义了物价指数变动的收入超分配效应,就物价指数变动对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从收入组别、地域层面和累进程度三个方面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分析指出,物价指数变动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具有逆向调节作用,恶化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2010年,由于物价指数变动,低收入组居民由此产生的负担是高收入组的2倍左右。在三大地域中,西部地区居民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物价指数变动的情况下,食品和衣着等项目的消费产生的负担具有累退性,同样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控制物价波动区间、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与物价指数挂钩、引导价格变动预期以及努力推进市场化建设,是控制这种任意超分配效应、改善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