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竞争与合作浅析

随着政策性银行的发展，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逐渐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商业银行处于不利地位。面对政策性银行所具有的相对优势，商业银行必须积极应对，在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努力实现双赢。     

正确处理政策性银行运作中的几个关系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是在国务院领导下执行产业经济政策的特殊的金融企业，由此决定了它与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各政策性银行间相互渗透、互为利用的关系。正确处理政策性银行在运作中与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相互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发挥政策性银行独特的职能与作用，提高２性银行的投资和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保本微利经营，把政策性银行的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处理好政策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

处理好政策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史瑞培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成立后，如何处理好这些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是深化金融与投资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与研究。一、两种融资体系不能兼容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虽然同为金融机构，但有质的不同。政...     

新余市银行金融业"九五"、"十五"发展报告

一、新余市银行金融机构的历史发展情况 从历史发展情况看,新余市银行金融机构从"九五"到"十五"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其中,四大商业银行工、农、建、中,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作为省首批试点创立的农村合作银行等银行的各种存、贷款业务显著增长,业务发展规模也有所扩大,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资产质量进一步提高,金融产出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益也稳步提高.     

政策性银行竞争性商业行为分析

本文以一则关于政策性银行贷款给一优质企业的报道为引子,展开对政策性银行竞争性商业行为的分析,通过剖析政策性银行的概念、特征,指出政策性银行不应进入竞争性商业领域,最后借用“挤出效应”理论分析政策性银行竞争性商业行为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     

政策性银行业务指定代理不符合银行商业化的客观要求

政策性银行业务指定代理不符合银行商业化的客观要求钟小平，巫文强政策性银行业务指定代理，指的是我国目前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分离后．在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没有分支机构的情况下，由国务院指定某商业银行代理政策性贷款及相应的...     

也谈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竞争问题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商业银行的“三性”经营原则得以最终确立,同时政策性银行也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完善了自身的经营约束机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管是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商业银行体系内部相互之间的竞争由于大家所处的政策环境基本一致,因此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之间的竞争伴随着相互之间的竞争摩擦却引起许许多多的争议,在银行界带来了一场比较广泛的讨论,那么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面对市场该如何合理合规合法的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呢?两者之间应该保持怎样一种竞争态势呢?这里笔者想谈谈…     

提升中小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思考

中小商业银行。就名称而言有两重属性：其一是商业银行。其二是规模不大的银行。与中小商业银行相对的一是政策性银行。二是大型、特大型商业银行。因此。在现时期，我国的中小商业银行可界定为：除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以股份制为组织形式、资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商业银行。主要包括10余家全国性或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0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少数几家住房储蓄银行，还有正在试点的农村商业银行。以及处在研究中尚待推出的5家由长城金融研究所充当“军师”的新型民营银行等。这些银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2．按照相对规范的股份制建立，符合现代银行制度：3．产权较国有商业银行清晰．经营机制相对灵活。     

我国政策性银行行为边界的理性思考

1994年，我国相继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由于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簟性银行法，导致我国政策性银行缺乏从法律层面对其性质、职能及业务范围的界定，致使其行为边界存在模糊性。政策性银行立法的滞后，已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良性发展，有学者认为政策性银行与商业性银行在某些领域内存在“冲突”，商业性银行也抱怨政策性银行染指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因此，在我国至今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的情况下，理性思考和明确界定政策性银行的行为边界显得尤为重要，更具现实意义。通过界定政策性银行行为边界，一方面规范和促进政策性银行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政策性银行法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是指由政府出资组建、服务和服从于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从事政策性金融业务的信用机构。与商业银行相比，它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经营原则、贷款利率等方面具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当今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设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如日本的输出入银行...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