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与实践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坦然面对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困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论”思想。     

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点滴思考：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

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自然史过程”的演变,具有非常明确的世界史的意义。但它并不排斥具体的民族、国家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有不同的情况、俄国、中国等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超越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因为它们毕竟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趋势下发生的。他们跨越的仅仅是象征着资本主义制度种种罪恶的“卡夫丁峡谷”,但同时它们确实又不能超越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跨越“卡夫丁峡谷”论的理论旨趣及方法论价值

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是马克思晚年在世界历史的视阁下,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关于落后的俄国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论述。今天,当我们寻求它的直接理论意义时,它早已消逝在历史烟云的纵深处;而当我们透过厚重的时空帷幕,发掘其所蕴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唯物辩证的方法论价值,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光辉依然照耀着当代社会主义者的现实行程。     

由中国“入世”看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艰难谈判，中国终于顺利加入WTO。成功“入世”，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也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光辉思想的结晶，邓小平理论是我党，是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回顾与反思

通过回顾近年来国内学对“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这个命题的分析研究与理论创新，从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提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治明的内涵与具体内容、政治明与其他明形式的关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的具体措施等角度，对“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阐述，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明建设的途径。     

略论邓小平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包括战略目标、战略步骤,而且包括实现战略的各种对策和措施。本文试图对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一简略阐述。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始于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是时,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复杂的国内形势,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努力探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但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国内反动分子的破坏和我们自己极端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这一历史时期里也出现了诸如"大跃进"、"十年文革"之类的严重失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确立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方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能够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前进,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把中国建成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公平、人民康乐、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的再思考

通过对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与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群体的论战所进行的重点考察，指出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并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思潮，是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和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在落后的中国生长的重要根基。     

论农村包围城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

农村包围城市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中国化的产物,两者具有许多方面的相似性。本文通过指导思想、理论出发点、实践过程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证了农村包围城市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理论创新与第二次现代化潮流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思想 ,其中对于中国现代化目标、动力、价值追求和发展道路等理论创新为我们今天在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潮流中 ,探索中国综合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与精神财富。     

“法无新旧惟其时”——严复对中国社会稳健变革、理性发展的思考

严复主张"法无新旧惟其时",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操之过激,一切社会变革的举措即"法"必须符合国情的需要,当以"适时"为度,而这些举措是否"适时",要以它们能否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保障广大民众的"人道"即人权需求为根本的检验标准。中国社会要想变革成功,臻于民主、共和、自由、法治的现代文明政体,根本须取决于民智的文明提升。"教育强国根本",必须全方位普及现代文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