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互联网金融与家庭消费——基于2019年CHFS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简单O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考察金融素养对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能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并显著改善优化家庭消费结构,互联网金融在金融素养提高家庭消费总支出、优化消费结构的过程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消费结构优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鉴于此,本文建议积极推进金融知识教育,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借助金融科技等手段实现消费再升级。     

流动性、杠杆率与金融稳定

本文主要研究流动性和杠杆率之间交互作用的机理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认为,随着金融结构的演变,流动性的内涵不断扩大,金融机构以证券化的方式实现流动性的扩张.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容易放大金融周期的波动;并且由于杠杆率与流动性变化之间交互作用,导致社会总体流动性在短期内出现逆转,造成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加强杠杆率和流动性管理,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框架体系.     

储蓄率与宏观杠杆率的关系——基于家庭杠杆率与企业杠杆率区分视角的研究

高杠杆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2018年中国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达到200.6%,其中家庭、企业部门杠杆率分别为51.5%、149.1%。本文基于BIS报告的41个代表性经济体1990-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回归,研究发现:储蓄率和家庭、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均是负相关;储蓄率越低,家庭杠杆率占比越高。因此,通过降低储蓄率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高杠杆问题,同时监管部门要警惕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问题。     

流动性约束、互联网金融与中国家庭消费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家庭消费水平;当家庭拥有互联网金融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降低作用能够得到有效减缓;更换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定义口径,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东部地区家庭、高收入家庭和高人力资本家庭更大。研究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很大,但是互联网金融能够显著缓解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因此,普及第三方支付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工具,发展互联网金融可以成为未来缓解我国家庭流动性约束、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     

普惠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家庭消费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四期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家庭消费支出,且对处在中低分位数的家庭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高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高流动性资产充足的家庭而言,普惠金融对其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即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进而促进家庭消费.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金融素养、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与家庭消费

基于金融资产配置效率视角,本文探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而且这种影响是通过提高金融资产组合有效性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对于城镇家庭或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素养的提升仅对于高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总之,本研究对于提高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优化金融资产配置、促进家庭消费扩容和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背景下我国城镇家庭金融素养是否提升

基于2013年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时间维度上,通过主因子法方法提取公因子后进行回归并拟合金融素养指标,分析了我国城镇家庭金融素养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15年我国城镇家庭金融素养水平较2013年整体呈上升趋势。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家庭较高金融素养水平人群逐渐扩大。本文研究旨在推动“普惠金融”等活动,以此来提高我国城镇家庭金融素养。     

债务杠杆、财务脆弱性与家庭异质性消费行为

本文通过引入财务脆弱性来描述家庭无法及时或完全履行偿债义务而发生的财务困境,实证分析了债务杠杆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理论机制分析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债务杠杆会提升财务脆弱性,从而弱化跨期消费平滑能力,强化消费预算约束,导致家庭落入“高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支出水平”的低层次消费路径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通过负债投资多套房的家庭而言,高债务杠杆会明显增加不确定冲击下的财务脆弱性,进而对消费产生更大的抑制效应;亲友民间借贷的履约机制相对灵活,可以缓解财务脆弱性对家庭消费的抑制效应;债务杠杆上升引致的财务脆弱性,对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压缩效应大于非耐用消费品,对农村家庭消费支出的挤占效应大于城镇家庭。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不宜依赖消费金融扩大消费”“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等提供了理论解释,对金融服务促进消费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金融机构杠杆率的演变和启示

过度使用高杠杆,是欧美金融机构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承受巨大风险、遭受严重损失的重要原因.本文研究了欧美金融机构高杠杆率的形成机制,分析了欧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现状前景和影响,并结合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杠杆率现状,提出加强金融机构监管、坚持和完善资产充足率监管方法等建议.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Household Leverage

I propose a life‐cycle model where a finitely lived risk‐averse household finances its housing investment by opting to provide a down payment. Given that the household may default, risk‐neutral lenders efficiently charge a default premium to hedge against expected losses. This has two major consequences. First, the higher the house price volatility, the higher the down payment the household provides to decrease the volatility of the equity share in the house. Second, in the presence of borrowing constraints, higher risk of unemployment persistence and/or a substantial drop in labor income decreases the leveraged position the household takes on.     

宏观政策、金融资源配置与企业部门高杠杆率

随着中国整体债务水平的不断攀升,企业部门去杠杆的呼声日益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升并不足以解释企业部门宏观杠杆率的大幅上升。本文从宏观杠杆率计算公式出发,利用上市公司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较为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金融资源被过多配置到资产周转率和增加值率较低的企业,是近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形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机制则是金融资源的产权错配和行业错配。因此,企业部门债务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加大金融业供给侧改革力度,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改善整个企业部门的经营能力,而不是仅仅关注微观企业的负债率本身。     

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本文基于91个国家1983~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二元面板离散选择模型对金融杠杆、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去杠杆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伴随着去杠杆化进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会明显增加;(2)金融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均显著负相关,表明金融杠杆波动程度的加大不仅会危害经济增长,同时还会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具有比较确切的政策启示。首先,应考虑从防患未然的角度,前瞻性地加强金融杠杆的宏观管理,避免整个金融体系出现过度杠杆化的倾向。其次,在危机后“被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应尽可能地采取循序渐近的策略,充分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平滑操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杠杆急速下降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     

居民金融消费与健康养老保险配置

本文基于最新公布的七普数据,对我国"十四五"期末的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进行了示意性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总规模将达286万亿(人均、户均金融资产总规模将达20.27万元/人、57.91万元/户),保险资产将以46.70万亿的总规模成为第二大居民金融资产,其中人身险资产达到32.99万亿(人均、户均人身...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