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孙中山晚年政治反思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晚年的政治反思,是他政治思想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严肃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问题;推进中国革命需要反思"欧美革命思想",并转而学习"俄国革命圣人"列宁的思想;要取得革命成功,就需要建设一个以"主义"为信仰的"革命党",造就以"主义"为灵魂的"党军";革命还要避免欧美"政党政治"的结局,并努力造就一个"好政府",等等.孙中山的这些反思,对于理解其个人的生平和思想不可或缺,也是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创制的新中国政治文明的前置条件.     

北欧、中国酝酿建"新欧亚大陆桥"——北欧资源15天运至上海

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这是投资学中的一条箴言,而在国家重要资源进口方面亦是如此.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在对华出口的铁矿石贸易中数年来赚得"盆满钵满",如此好事引来很多国家的"热眼相望".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三个方面.由于美国对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美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多、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和政治因素导致的双边贸易平衡问题是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症结所在.对此,中国应主要采取妥善处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政策.     

发达国家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基本趋势

1.发达国家仍然是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主体。一般来说,两国的经贸关系越密切,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越大。由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上述四大贸易体的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3,占我国出口市场的2／5,而滥用反倾销已经成为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重要手段。预计,随着我国贸易额的扩大,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发达国家仍然是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主体,并主要集中在欧美。     

待售的美国对华反倾销税:基于“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分析

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保护待售模型为理论框架,本文将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同反倾销案件申诉者的政治捐资、申诉者所属行业的进口渗透率联系起来,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经验分析表明: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申诉者的政治势力越强,反倾销税率越高;税率与进口渗透率的关系取决于申诉者的政治组织状况,若申诉者在政治上有组织,则税率与进口渗透率负相关,若申诉者在政治上无组织,则税率与进口渗透率正相关。这样,本文在验证了保护待售模型的核心结论的同时,还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层面上揭示出美国对华反倾销税背后隐藏的驱动力量。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战略变迁的分析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过两个高峰,第三个高峰也正初现端倪.每个投资高峰形成的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战略的变迁,同时了非常明晰地看出日本企业为适应我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市场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所及时做出适应性的战略调整.     

美国对华投资趋势预测

美国对华投资的趋势将会怎样变化?客观地说,一国对他国的投资是受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和制约的.本文只从若干经济因素方面分析美国对华投资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将是决定美对华投资的主要条件,是决定事物本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两岸贸易逆差归因分析——基于Granger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

两岸贸易中,大陆方面连年逆差且屡创新高.文章通过计量模型的建立、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得出结论:两岸贸易逆差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大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所引致的自台进口的迅猛增加,以及台湾当局时大陆产品入台人为设限.同时实证结果还表明,台商对大陆历年累计实际直接投资对两岸贸易起到促顺减逆作用.且作用不甚明显.     

政治商业周期及其中国化:理论发展与经验检验

政治家如何赢得更多的支持上台执政是中西方政府换届面临的共同难题.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引起全球密切关注.在欧美民主制度安排下,公民选票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便为政治家创造了足够的激励刻意营造选前经济繁荣以谋求连选连任,为此特朗普精心营造选前金融和经济繁荣.诺德豪斯创设的机会主义模型为政治商业周期开辟了理论空间,此后对欧美发达国家选举的实证检验推动了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繁荣,特别是五大模型的成熟;而对新兴国家的经验分析进一步拓展了政治商业周期的研究空间、增强了理论活力.区别于西方政治商业周期,中国政治商业周期表现为显著的"任期周期"特性,即地方政府主官实际任期分布及政治更替所带来的经济波动影响,就经验研究而言,具体表现为倒U型分布及相关形式特征,如"三上二下式倒U型分布".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拓展了政治商业周期理论的内涵,有助于增强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并丰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欧盟贸易壁垒新动态——"绿色"系列指令解析与应对

欧盟(EU)是极具吸引力的发达经济市场,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地.EU近年来出于产业市场保护等多方面的考虑,发布了"绿色"系列指令,构筑起"合法"的"绿色屏障",即绿色贸易壁垒(GBT,Green Barriers to Trade)以限制进口.我国出口因之损失巨大,对EU的出口在成本、技术方面,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与考验.要保持我国对EU的出口优势,需要多方联合行动、多方面入手,积极应对.     

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成因分析

本文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急剧增加的情况,结合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方面的特点,以新颖的角度将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划分为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我国机制原因并逐一分析,为预警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国际产业转移、新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发展转型

始于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全面转型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前提。欧美经济的虚拟化是与国际产业转移相辅相成的统一过程,其"再工业化"将深刻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并重塑国际产业体系。美元和欧元共同主导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避免"滥币陷阱",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欧美经济实现"再平衡"之前的一种常态。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金融深化的双重难题,唯有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内生市场需求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作为东盟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不断扩大以及双边贸易越来越紧密,中国作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越来越明显。实证研究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盟对华投资不断增加,都有助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CAFTA的建立为东盟对华出口也具有正面作用。然而,中国要真正成为东盟产品的市场提供者尚有很长一段时期。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转变思想,将进口视为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继续加强政治互信,也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实现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资本输出者和人民币结算货币国三位一体。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

利用1986—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Johanso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期内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和日本对华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关系,并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资对日本对华出口和进口产生不同的影响,且累计直接投资与日本对华出口之间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从中得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进入＂世界市场＂时代的结论。     

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频发反倾销调查,涉及多个行业,多数最终判决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进口造成的"重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从微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到宏观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从中国进口并未使美国受损,受损的仅是生产率较低的同类商品生产商,消费者获益更多。相反,对华反倾销不会给美国带来福利改进,由于诉讼费用、征税成本、连锁反应、报复性反倾销等因素实际福利损失往往很大。因此认为,美国对华实行自由贸易优于采取反倾销措施,减少贸易摩擦。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欧双边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

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欧盟出口以及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欧盟进口均表现为一种显著的协整关系.这说明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欧双边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比较稳定,而且欧盟对华的直接投资与中欧双边贸易在规模上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同时,从短期看来,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欧盟进出口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     

大国博弈下,上海合作组织走向何方

中俄的战略处境相似,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得到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中俄印"三驾马车"短时期内不会是一个完全均衡的结构,中俄战略协作将在很长时期内扮演撬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杠杆角色,而中俄印战略合作,将为这根杠杆提供一个牢固的支点。中国致力于弘扬"亚洲安全观"和"上海精神",增强亚洲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多边安全合作。只要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文化合作能达到较高程度并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的外部环境就将彻底得到改善,而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将被迫做出实质性调整。     

日本对华ODA与中日经济合作

虽然在2008年日本已经停止对华ODA,但近三十年以来的对华援助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成为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ODA是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一种模式,通过日本对华ODA历史阶段的考察,分析日本对华ODA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和变化之后,对今后的中日两国经济合作进行展望。     

国际禁运联盟、供应链中断风险与我国宏观经济易损性——以芯片为例

美国近期试图构建联盟以不断强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而芯片作为高科技的核心载体,是中美竞争的主战场。文章首次考虑美国构建对华禁运联盟背景下中国面临的芯片供应链中断风险,定量测算芯片进口中断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易损性及其影响边界。文章构建了全球13个区域、12个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不同芯片禁运联盟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冲击影响。研究发现：（1）美国单独实施芯片禁运对中国影响有限,但如果将韩国等经济体纳入其联盟中,中国经济将会遭受显著的负面冲击。（2）在芯片进口完全中断的极端情景下,中国当年实际GDP下降0.49%,出口减少8.02%,就业下降0.18%,失业人数增加约136.35万人。（3）受贸易转移效应影响,美国主导的对华芯片禁运联盟对联盟内外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即联盟内部将会受损,联盟外部将会受益。（4）芯片禁运联盟对其内部成员的经济影响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如果韩国等经济体加入该联盟,其遭受的经济和就业损失将显著高于美国。（5）中国对芯片产业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减轻美国芯片禁运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文章首次揭示了芯片进口中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边界,为中国应对美国的高科技...     

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对策探析

近年来,中国贸易摩擦的对象从欧美发达国家逐渐的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其往往利用反倾销等措施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使中国企业遭受严重的损失。针对这种现象,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的主要特点和原因,提出了缓和发展中国家对华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