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及缓释机制检验

本文从人才竞争的角度切入,构建数理模型,分析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竞合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合中国2002-2018年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相对于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会抑制经济增长.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的上升和直接融资途径的完善,分别会通过降低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人才竞争程度、增加实体经济部门的筹资渠道而改善上述负面效应.     

中国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服务研究——基于FWTW资金流量表

本文利用2001-2019年间资金流量表相关数据,编制部门间“谁到谁”（FWTW）资金流量表,借此观察金融部门资金流向,研究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支持情况,实证检验金融对实体经济加大支持是否真的对实体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研究表明：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越弱,背离实体经济发展就会越严重,2014-2016年,金融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脱实向虚”倾向;2017年之后,流入实体经济部门资金占比有所提升,中国金融部门“脱实向虚”现象明显好转。第二,从支持对象看,实体经济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是金融部门的主要支持目标。随着时间推移,金融部门对各部门的资金支持逐步趋于平衡。第三,长期来看,金融部门流入实体经济资金量增加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促进作用,金融流入实体经济能带动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良性发展。     

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当下我国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日渐突出,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支持作用,厘清金融自由化在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调节关系,有利于推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互融互促。本文基于2001—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熵值法分别测算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采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以及金融自由化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呈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趋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著存在以金融自由化为门限的双门限效应,即两者存在非均衡性关系。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受金融自由化程度的负向调节。当市场化改革处于初步阶段时,金融发展会促进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随着金融自由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市场化改革漏洞凸显,致使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正转负,非均衡性抑制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本文分别探究了金融发展中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不同金融自由化程度上,金融发展各方面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并结合国情分别从金融自身发展及其自由化改革和实体经济自身积累两个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 一个文献综述

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不同国家的发展路径促使经济学家们反思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过去几年主流经济学中开始涌现出一些富有洞见的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本文通过一条逻辑主线对基于这些文献的进展进行了系统评述。资产泡沫产生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它既影响实体经济的效率和增长,也影响实体经济的波动。其中,金融发展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全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到资产泡沫的产生;而资产泡沫既可以缓解经济中的扭曲,也可以加剧经济中的扭曲,使得经济增长偏离黄金律。制度质量则会强化金融发展程度的影响。金融发展程度与制度质量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到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向和结构,从而对实体经济的增长和波动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本文中所综述的理论洞见对于中国这类金融市场欠发达、正面临金融自由化与结构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最后讨论了中国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金融稳定、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本文选取2007—2018年的月度数据,采用具有时变性质的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对金融稳定、金融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变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杠杆在合理范围内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若超过临界值,其所带来的收益远小于风险成本,甚至会加剧金融波动、阻碍经济增长。(2)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负向交替作用关系:在经济危机时期,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复苏,促进作用逐渐减弱,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增长;最后经济增速到达高峰阶段,金融体系的稳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立足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合理调控金融杠杆水平,构建稳健、高效的金融市场体系,对于促进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异质金融中介、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通过构建DSGE模型,探讨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金融中介机构自身净值变化通过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向实体经济传播的机制.结果表明:增加金融中介净值比直接放松信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更大,引入影子银行后的双中介模型对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变量形成放大效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严格程度也会对金融经济变量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决策者需在限制影子银行规模、维持金融稳定和放宽对影子银行监管、促进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     

非对称调整、负产出效应与自由化过程中的金融危机——41个欠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

二战后,受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等理论影响,欠发达经济体严厉规制金融部门。理论模型显示,短期抑制会产生金融租金,可能出现增长效应;长期来看,金融租金趋于耗散,实际增长率低保障和自然增长率,带来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进金融自由化运动。由于价格调整快于数量调整,金融市场调整快于产品市场,自由化产生负产出效应。来自于金融、实际部门的任何冲击以及制度与政策失灵,负产出均引致金融危机。抑制程度越深,负产出效应越大,自由化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也越大。本文使用41个国家的数据,以二元选择模型对上述假说进行实证分析。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金融化的分层解释与治理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具有共生性。资本管制放松、货币扩张与低利率条件下的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繁荣。金融化分层特征表现为:经济货币化和债务化加深、金融部门膨胀和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化。我国金融化特征包括: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企和杠杆率快速攀升、银行业主导的泛金融部门膨胀、房地产金融化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并不能改变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过度金融化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多重不利影响。经济虚拟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正向反馈机制和基于风险与收益的跨期选择决策机制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金融化提供解释。西方各国金融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金融资本权力主导的制度框架。我国的金融化治理对策包括:宏观上控制信贷投放规模和有效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中观上控制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膨胀,微观上加强对企业的金融审慎监管。     

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思考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当前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2012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金融部门一定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认真研究分析实体经济金融需求,把准金融工作方向,着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历史与现实昭示:金融应当且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改善金融"脱实向虚"局面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内在影响机理,其次运用固定效应和空间静态面板模型,以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都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空间上使用深度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两个维度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加强区域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扭转"虹吸效应"局面,促进各地合作共赢.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基于“在险增长”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环境的重要变量。数字金融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会对经济增长的风险程度产生影响。本文首先介绍数字金融的内涵，并重点讨论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特征及风险性特征；其次，详细梳理了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现状；进而，使用“在险增长”研究方法对我国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及风险的关系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平均预期，还能降低经济意外失速的风险，从整体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金融循环的历史轨迹、典型特征及存在问题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我国金融循环的历史轨迹分析,当前我国金融循环以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资金流向金融部门再进入非金融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的部门间大循环为主,金融循环流向整体朝向服务实体经济,但房地产金融化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带来的资金部门间小循环风险仍然突出。本文结合对我国金融循环的历史轨迹以及现状研究,针对金融循环支持内外循环的主要问题,提出夯实我国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双向开放、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五点建议。     

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分析

近几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而金融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各界所关注的焦点话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既是金融行业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实体经济则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石,推进实体经济更好的发展则是金融行业的立根之本。金融行业若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那么对自身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只有当金融与实体经济两者协同发展才可以确保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的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1982—2014年——基于非线性STR模型实证分析

基于1982—2014年中国经济数据,引入了影响金融开放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采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分析了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增长效应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随着金融发展的程度不同呈现出非线性的转换现象,金融发展水平过高或者过低时,本期金融开放主要对经济增长呈现负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同金融开放处于较合理区间时,本期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呈现正效应。因此,我们需要在保证经济稳定发展情况下,根据本国具体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情况制定相应金融开放政策,形成面向国际市场,具有相互补充、分层有序的金融开放市场体系,从而使得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达到新的阶段。     

互联网金融对于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影响

随着经济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分析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当前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存在的困难与挑战,探讨了互联网金融对于银行业实体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和消极影响,提出最好的发展方式就是互联网金融与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确立在互联网金融的背景下银行业成功发展的未来战略。     

河南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基于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

利用河南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河南的金融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分权改革给河南地方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导致其对金融信贷过多地强制性干预,从而阻碍了金融部门资源配置效率,使得河南金融发展呈现量性扩张、质性不足的特点,总体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因此,在今后改革中,河南省应减少政府的干预行为,发挥其服务性功能,从而使金融回归其本职功能,并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     

互联网金融、股 市场与宏观经济 —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加快构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实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依靠自身的先天优 势,促进资本融通发展迅猛,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活力,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也对我国股票市场产生一定冲击。本文分析了我国互联网金融、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 的发展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结构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 表明：第一,短期内互联网金融对股票市场产生负向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作用减弱, 并扭负转正。第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产生正向作用。第三,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作用较弱,正负效应更迭,以负影响为主。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建议。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论“金融的地位”

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应发挥其功能,支持经济的发展。然而纵观当今金融全球化形势下的金融,不仅大举参与并操纵实体部门的储蓄与投资,而且所谓"虚拟金融"出于逐利目的,脱离实体经济急剧增长,甚至走上投机的歧途,终于使世界金融陷入危机,并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摧毁性打击。由此,应再一次思考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金融的地位。金融到底是经济的支撑物还是经济的寄生物?文章认为金融的本质功能依然是立足于实体经济的中介服务角色,利用风险经营与管理的专业能力服务于实体经济,平抑经济周期风险,支持经济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采用面板VAR方法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区域互联网金融发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部、西部和东北三个区域影响为正,在东部地区影响为负,且东北地区的边际效果最大;从贡献率上看,中部和东北地区贡献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