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研究:基于39个沿线东道国的量化评价

以2013年3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15个指标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相关的5个指标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国家风险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OFDI的政治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偏小;而中国在"一带一路"OFDI的社会文化风险普遍较大。就整体国家风险而言,中国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少数西亚国家OFDI的国家风险较小。从风险来源看,在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中,东道国自身的因素是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主要来源,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对其影响较小;而在社会文化风险中,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因素与东道国自身因素对中国在这些国家OFDI风险的大小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作用。     

东道国腐败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平稳增长,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方向,沿线国家腐败治理对于吸引中国OFDI和东道国基础设施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拓展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影响机制,分析了东道国腐败治理、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影响,利用2008-2017年6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和2S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东道国腐败治理程度对其基础设施吸引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基础设施存在正向效应,该效应对以人均实际GDP表示的经济发展状况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好,对其基础设施有正向促进效应,该效应对以GDP增长率表示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敏感;东道国腐败治理越差,将会降低中国OFDI对其基础设施的正向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发挥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影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多维距离影响研究

文章从地理、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全面考察了中国与东道国的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首先,本文直观给出了中国与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发现相比中日、中美"距离",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类"距离"明显较近(中日之间地理距离除外),不同的距离维度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有不同影响;其次,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距离色彩明显,"由近及远"态势初显;再次,借鉴引力模型,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面板数据,发现除地理距离以外,文化距离也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而经济距离的促进性和制度距离的抑制性则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具有稳健性。     

对“一带一路”国家对外投资支点选择: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如何选择投资支点国家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的理论分析表明,将东道国区位优势与OFDI效率两项定量指标作为支点国家选择标准更具有科学性。而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一带一路"国家具备的市场、能源、政治关系及自由贸易的优势更能够吸引中国投资,但目前技术获取型投资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对沿线国家金融生态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区位特征的国家的金融生态环境均能够影响中国在当地的OFDI效率,两指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文章认为应选择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且区位优势明显及OFDI效率较高的国家作为支点国家,通过打造利益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     

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

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3个国家OFDI数据,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制度理论,系统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三者间作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OFDI具有突出的资源导向特征,东道国市场资源禀赋会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东道国经济制度环境并未抑制中国跨国企业OFDI投资规模,东道国文化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不明显,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市场规模对中国跨国企业OFDI影响程度不同。本文研究结论是对既有跨国投资理论的丰富和矫正,对中国跨国企业的OFDI实践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投资便利化、中国OFDI拓展与效率提升

本文运用时变随机前沿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1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效率的影响,并测度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4个国家的OFDI效率.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和地域分布不平衡特征.东道国的政府监管现状和金融发展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具有正向作用,基...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东道国政府治理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研究——基于东道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200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上升期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OFDI流量和东道国政府治理等变量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反映东道国政府治理水平的六个指标中,政府施政有效性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正相关,贪腐控制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负相关,而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OFDI流量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OFDI在快速上升的过程中,隐含着一定的制度风险。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沿线国FDI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自提倡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到全面建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中国企业一边享受着"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福利,一边承担着因对外直接投资所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差异而产生的投资风险.本文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维度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所面临的对沿线国家FDI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DI的风险防范路径.     

中国OFDI企业海外雇佣的劳动力技能提升:流动还是培训更起作用?

中国OFDI企业海外雇佣本地化是"一带一路"合作民心相通的核心内容之一。投资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国企业同时面临东道国劳动力素质与技能的"双重短缺",个人职业流动与企业在职培训是解决"双重短缺"的主要途径。文章采用东南亚三国中资企业雇主-雇员匹配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职培训有助于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的提升,但流动无助于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的提升;在职培训对东道国员工的非认知能力没有显著作用,但流动有助于东道国员工非认知能力的提升;在职培训对东道国员工认知能力中的数学、阅读能力的提升较为显著,而流动对东道国员工非认知能力中的外向性、开放性等能力提升作用较为显著;针对工作任务的专用技能培训有助于同时提升东道国员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本地化雇佣是中国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直接的方式,面对东道国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的情况,通过特定指向性的在职培训与适宜的企业内部职业流动,可以为中国OFDI海外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且符合企业需求的员工队伍。     

制度环境质量如何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中,关于制度环境质量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分支。基于2005—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亚洲19个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质量3个纬度的分析发现:整体上中国在“一带一路”亚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中既不呈现制度风险偏好倾向,也无制度接近的特征;较大规模的OFDI明显对两国制度环境波动的差距更加敏感,而投资东道国的融资便利是吸引较大规模OFDI流入的显著影响因素;较小规模的OFDI会更偏向于市场规模大、经济增速缓慢、资源充裕的国家。     

中国OFDI汇率风险研究:基于预期风险与实际波动风险的视角

以2003~2015年174个中国OFDI国家为样本,文章从OFDI投资规模与投资密集度两个维度全面考察了汇率风险的综合影响。利用年度汇率水平变化、年度汇率离散系数衡量的历史波动率和双边日间汇率构建的实际波动率,构建了汇率预期变化风险、预期波动风险和实际波动风险三个指标,以全面反映企业海外投资实际面临的汇率风险。研究发现,企业最关注东道国的实际波动风险,其显著抑制OFDI投资规模和投资密集度;而汇率预期风险对企业OFDI的作用效果并不统一。根据东道国特征和企业类型分组检验发现,汇率实际波动风险均显著抑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OFDI和投资于国家风险度较高的OFDI;汇率升值总体上并未促使企业进行OFDI,相对财富效应不明显,但对以出口为目的企业OFDI影响显著,存在"出口引致效应"。此外,货币互换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汇率目标区的作用,弱化了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时的汇率风险顾虑。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座城与一个博览会 看宁波与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的前世今生

<正>2014年6月,第一次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促进部长级会议和首届中东欧国家特色产品展在宁波举行,宁波开启了参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之路。2017年11月,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列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今年3月,连续在宁波举办了四届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展会,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于6月举行。4月,宁波版海上丝路指数被写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该报告中指出,"中国宁波航交所不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16年间中国企业在3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成的371笔海外并购交易数据检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中国企业到该国并购投资,具体来说,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而政治民主度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并购区位选择。基于细分企业所有制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会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的跨境并购,但对国有企业的跨境并购区位选择没有影响。据此,文章建议及时更新东道国制度环境相关信息,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预警体系,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互信互助机制,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力度,同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偏好"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流量数据,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O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所谓"制度风险偏好"并不是绝对的,当使用相对制度质量指标,并且控制东道国资本密集度与自然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后,"制度风险偏好"消失,并呈现出与主流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完全相符的风险规避特征。因此,"制度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OFDI更多地流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资源更为丰富的区域造成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与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基于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制度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从政治因素视角出发,以2006～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199起投资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风险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性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提高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的可能性;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制度风险较高的沿线国家。研究结论将对中国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更为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以及积极应对制度风险、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东道国疫情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在剖析东道国疫情影响中国OFDI区位选择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跨国疫情链接数据集实证检验东道国疫情对中国OFDI流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疫情暴发显著阻碍了中国OFDI的流入，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及考虑内生性的条件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疫情主要通过抬高交易成本、增大投资风险及阻滞东道国出口三重机制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产生负向影响。研究亦证实由疫情引发的OFDI阻碍效应在与疫情自身特质、投资特征及东道国时空分异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广泛异质性。     

“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风险及意义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是新经济格局下各个国家合作发展的新理念,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区域合作平台,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共同体。从"一带一路"的内涵出发,分析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我国所面临的风险及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意义。     

国家开发银行重庆市分行:立足重庆,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贡献

正习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对重庆提出了"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要求。重庆既与"一带"上的中东欧国家合作潜力巨大,更与"一路"上的国家新加坡合作密切,正处于"一带一路"的核心点,更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还是"陆海新通道"的运营中心。发挥重庆的重要作用,加强重庆、中东欧、新加坡三地合作,将对促进重庆乃至整个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对外投融资合作银行,牵头发起了中国—中东欧银行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