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公众参与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之计，公众参与作为一种“软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公众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独特优势，系统探讨了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并立足于创新对象的不同，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公众参与能够显著地提升绿色工艺创新，而对绿色产品创新的作用并不明显；（2）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影响绿色工艺创新；（3）区域异质性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公众参与对绿色工艺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政府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度较高的地区对绿色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的正向促进效果更为明显；（4）空间效应方面，本地公众参与不仅会提升本地绿色工艺创新，同时这种正向效应也会辐射到经济差距较小的周边地区。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厘清公众参与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明确其作用路径，为“三方共治”治理体系的有效实施提供参考。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环境税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性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财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的有效抓手，会对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产生重大影响。以沪深两市主板A股工业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主要结论有：第一，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环境税对异质性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果具有一定差异性，环境税对国有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税对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影响不显著；环境税对采矿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表明，针对目前环境税实施状况，政府应当适当提高环境税税率，精细化税收相关规定，进一步发挥税收优惠的长效激励作用。     

科技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运用三阶段DEA效率评估技术测度出长江经济带的基础知识创新、应用技术创新、创新成果商业化三个子阶段的科技创新效率,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各阶段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1）长江下游地区各阶段创新效率普遍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上游地区最低;各阶段的应用技术创新效率明显低于基础知识创新与创新成果商业化效率。（2）各阶段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基础知识创新效率与应用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较小。（3）长江经济带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其他地区经济活动的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有待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检验。本文围绕产品和工艺创新,选用我国资源型产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影响不显著,对绿色工艺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行业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开采洗选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具有抑制作用,但对初级加工业绿色产品和工艺创新都呈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在行业分类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建议。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内地省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突破“经济-环境”压力的关键所在。政府行为能够有效弥补绿色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天然不足。为进一步探究政府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外部性”特征，以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2009-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究环境规制、政府研发资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及交互效应。结果发现，环境规制与政府研发资助均对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研发资助影响效应更大；两者互补耦合更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能效“领跑者”制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及高管环保经历的调节作用

节能提效是“双碳”目标下重点用能行业减碳的首要举措。以高耗能行业实施的能效“领跑者”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高耗能行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领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考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效“领跑者”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高管环保经历在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国有性质、低融资约束、低媒体关注度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国有性质、高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环保经历仅在非国有企业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2)分区域来看,财政转移支付对较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对较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更明显。因此,不断完善与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的现代化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与科学测算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将有利于新时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转移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分析

采用SBM-DEA方法测出2005—2017年中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测算产业转移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环境规制类型对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业转移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空间效应,具体表现为产业转移能促进承接地绿色创新效率,数值上为0.666%,产业转移还能带动相邻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数值上为0.139%。行政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起负向调节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与绿色创新效率作用不显著,应正确引导产业转移,促进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协同发展。     

我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评价研究——基于YREB和非YREB比较视角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制造业高端化现代化发展的趋势。论文利用两阶段动态DEA方法分别对YREB区域和非YREB区域的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综合效率、研发阶段效率和转化阶段效率进行评估;采用面板Tobit回归分阶段、分区域研究不同因素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大部分省份总效率值低于0.5,研发阶段效率都高于转化阶段;YREB绿色创新效率均值(0.294 0)略低于非YREB区域(0.350 0)。企业规模、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的提升将促进我国绿色创新效率增长,研发强度增强则产生阻碍作用。市场竞争对YREB区域的效率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则能促进效率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对非YREB区域的效率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因地制宜,采取完善市场制度、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改善效率。     

环境规制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文章基于系统耦合模型测算出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的系统耦合度,并利用系统矩估计法考察环境规制对系统耦合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改善系统耦合度,意味着当前环境规制在履行节能减排职能的基础上,创新补偿效应也倒逼经济增长。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正向作用于系统耦合度,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却明显抑制了系统耦合度。分阶段来看,伴随2006年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环境规制对系统耦合度实现了由负向到正向的根本性转变。此外,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和企业个体努力实现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共同发展,而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则扩大了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     

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黄河流域2003—2018年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差异逐渐缩小,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郑州、西安等城市化地区;(2)地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创新活力、市场化水平、财政环保支持力度等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3)Shapley分解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受经济发展、创新环境和政府行为影响,环境污染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这种影响机制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从上游到下游经济发展的影响贡献率梯次降低,而创新环境的影响贡献率逐步提高。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的演变及驱动因素

文章采用熵权法和SBM-DEA测算了2006—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金融水平与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滞后的Tobit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状况及其驱动因子进行识别分析。研究发现：(1)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关系虽有波动但整体仍呈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状态疲软的趋势。(2)空间特征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由低到高、由混乱到稳定,区域差异表现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都市圈。(3)驱动因素上,正向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表现为人力资本>地区科技支出>政府干预>经济基础,负向驱动因子为产业结构。研究提出,要筑牢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增长的动力系统、联动各地区核心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和建立绿色产业联盟等对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制造业集聚、技术进步与绿色创新绩效

基于我国区域制造业集聚的时空异质性分析，考虑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实证考察了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与技术进步的关联效应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呈现高度制造业集聚（MI≥0.05）状态，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则呈现中度制造业集聚（0.02≤MI＜0.05）状态，且随着时间延伸，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逐渐往东部地区集聚;对于技术进步路径变量，自主研发创新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微弱或不显著负向影响;制造业集聚与绿色创新绩效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制造业集聚与自主研发创新的协同效应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而制造业集聚与技术引进及国内技术购买的正向协同效应却受到抑制，甚至负向影响绿色创新绩效。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人口老龄化、公共支出与生态可持续

基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就人口老龄化、公共支出和生态可持续进行系统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生态可持续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节能环保支出在二者间存在显著负向中介效应，健康卫生支出在二者间存在显著正向中介效应。相比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抑制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更为明显。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促进生态可持续，而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制约了生态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分位数估计发现，生态可持续同时具有低龄老龄化的显著负向影响和高龄老龄化的不显著正向影响的趋势。最后，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帮助我国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uper-SBM模型对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模型、莫兰指数以及冷热点法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研究时间区间,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且该格局有加剧趋势,同时空间相关性于2020年由正转负;政府支持、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水平对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水平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政府支持对邻近地区效率值具有负向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