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两控区政策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作为环境规制的两个方面引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分析其对企业的影响,发现环境执行程度不变条件下环境标准的提高或环境标准不变而执行程度的提高都会引致低效率、高排放的企业退出本国市场,外国高效率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分为两控区样本和非两控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提高有利于FDI的进入,而在非两控区城市,环境规制的提高会抑制FDI进入。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析

为权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利弊,本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构建一个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统一理论框架,比较分析各种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合我国环境规制的执行情况及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企业绩效与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市场型呈显著正相关,据此为环境规制部门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3年国务院要求重点城市环境限期达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omestic Value-Added Ratio,DVAR)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DVAR,这一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著而对非国有企业显著为正;(2)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进口中间品使用比是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显著中介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效应不显著,此外环境规制政策没有影响企业融资约束;(3)扩展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DVAR存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差异化效应。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提升出口DVAR,但这一效应具有异质性,可以按照不同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行业比较优势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制定差异化规制政策,同时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环境管制会影响公司绩效吗?——以中国6大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例

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中国6大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环境管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并没有降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经济绩效,除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外,环境管制对其他5大行业的经济绩效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对国有控股企业绩效的影响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于东部地区企业。针对不同性质的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实行差异化环境管制政策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公开透明的政策信息可以减少非国有控股企业规制成本,适度控制企业规模、分散股权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基于浙江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将绿色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环境规制作为解释变量,外商投资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门槛回归模型,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不同阶段的环境规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同的特征。外商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着绿色技术创新。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影响再评估及机制检验

借助2003年国务院实施的环保重点城市限期达标制度作为识别环境规制的准实验机会,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相比较达标城市企业,该政策实施使得非达标城市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TFP)相对下降1.96％,成立时间短、规模小以及资本密度较高的企业,更易受到环境规制的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会随时间而减弱,行业竞争有利于抑制不利影响;(2)该规制政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创新能力、增加中间成本和弱化企业融资约束来影响企业生产率,尽管重污染行业中企业的进入率在下降、退出率在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产业层面重构和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3)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质量越高、绿色偏好越强,环境规制的不利效应越能够得到一定抑制.环境规制确实面临着较大的经济成本,通过市场化改革、政府质量提升以及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可以减弱其经济扭曲,伴随着环境成本(代价)趋高和显性化,通过降低污染排放来有效规避环境管制风险越来越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探究

目前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今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及环境规制理论为基础,运用理论分析以及影响机制分析来探究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引进外商投资提供一些借鉴。     

环境信息披露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影响机制与资源配置效应分析

本文将中国创新型环境规制措施环境信息披露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对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资源配置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会降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水平,并且该抑制效应在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污染程度、地理区位、经济区位以及规制强度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由于存在成本不完全传递效应,出口企业自身仍需承担无法转移出去的部分成本,因而降低了加成率水平;与此同时,企业仍会采取动态性调整行为,通过改善产品质量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方式努力抵消环境治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政策总体上对全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污染行业表现出显著的"去错配"效应.该政策通过提高污染行业的低分位加成率水平并降低高分位加成率水平,从而降低加成率分布离散度,提升行业内资源配置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关联与知识流动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载体的技术溢出是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关联方面,FDI依赖于市场交易关系的水平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即负向的竞争效应占主导地位,而行业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前向渠道;知识流动方面,基于技术相似度的水平和垂直溢出均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基于技术相似度的纯知识溢出效应对于污染行业和信息依赖行业以及高环境规制强度、高外商直接投资强度和绿色技术创新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的地区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合理引入外资、切实提高内资企业吸收能力并针对不同行业和地区进一步优化内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基于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三重视角

文章利用2005～2017年中国企业大型对外投资数据,全面考察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对企业投资边际、模式与成败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集约边际扩张,但不利于扩展边际增长;随着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股权结构和跨国并购模式进入,同时投资失败的概率也会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壁垒的减少对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和投资失败概率的负向影响更明显;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减少更加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制造业集约边际的增长,同时更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对外投资服务业失败的概率;东道国外商投资壁垒削减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扩展边际的负向作用更明显,而对民营企业集约边际和选择跨国并购模式概率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渠道分析表明,相较于对主要外国人员和其他经营方面的限制而言,东道国在外国股权和对外资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方面的限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和成败的影响更明显。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就业效应——基于省际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利用2000～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考察我国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加强环境规制抑制了就业增长.而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加强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西部地区则存在负向影响;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性竞争行为,从全国层面来看,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以逐底竞争策略为主,而区域间则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体现为差异化竞争,而中西部地区则以逐底竞争为特征;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对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某一地区放松环境规制将对邻近地区的就业水平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Durbin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取2004-2009年地级市以上城市工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Durbin面板模型探索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与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关系。实证结果发现:(1)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会减缓地区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工业化推进中不可逾越的发展路径。(2)环境规制竞争对本地经济增长效应表现为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则具有负向增长效应,而西部地区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既为探索共生型环境经济政策,又为制定差别化环境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文章将反映公司治理的企业目标函数纳入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公司治理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理论模型,并以2010～2014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系统GMM方法检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公司治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 董事会规模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独立董事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管理层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贯彻落实环境规制政策、 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     

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沪深A股2010—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环境规制下绿色技术创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不同行业特征与企业属性下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权益资本成本越低,这种负相关关系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表现得更为显著。进一步地,相比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下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作用更加显著;相比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下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使得权益资本成本降低的效果更为强烈。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也为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环境规制影响了我国中间品出口吗——来自中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将贸易部门分类与工业分类体系匹配,重新归并了23个制造业行业,并基于中美1998～2010年行业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在考虑外资开放度、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平均规模等变量的基础上,探讨了环境规制对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排放综合指数分别度量环境规制水平,二者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对美中间品的出口,其中对清洁行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污染密集型行业;TFP提升和外资流入促进了清洁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企业规模则不利于其出口;而外资流入和所有制结构抑制了污染密集型行业中间品出口。     

危机环境下股权集中和制衡、政府干预与企业绩效——基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本文以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不同经济环境下股权集中和制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在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危机环境来说,在危机环境下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股权集中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显著降低,政府干预在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影响中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增强。     

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与区域产业集聚——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GMM方法

本文在采用数理方法分析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产业集聚影响的基础上,选取2000-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探讨了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我国工业企业中17个行业集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与部分中等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呈显著的“U”型关系;在中、西部地区,则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低污染行业的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行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各行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对中、西部地区各行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一汽企业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关于环境规制的大量研究,但少有文献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基于六种环境规制,利用一汽企业的微观数据,比较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主要的六种环境规制对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政策的实施离不开政府的监管,政府的监管力度保证了环境规制的效果。因此,在制定环境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政策的效果,有针对性地实施环境规制;且政府与企业间不是零和博弈,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提升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环境规制能否促进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在2009年成为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国家。出口是一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但是早期的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导致污染物过度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降低环境污染、加强环境治理已成为如今社会的普遍共识。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环境规制的相关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必然会因此受到一定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2—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政策对我国出口存在着正向的创新促进效应和负向的成本增加效应。该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总效应取决于两者的叠加,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出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创新促进效应,最终减少了企业的出口额,缩小了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结合我国目前的出口发展以及环境状况,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重视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的倒逼机制,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和产业结构提升;二是推行环保认证体系,加强绿色贸易体系建设;三是完善环境税制体系,更好地承担起保护环境的代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