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中国——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传统复兴现象的社会文化脉络分析

进入21世纪的近十年来,中国大陆逐渐兴起一股草根性和民间性的传统复兴热潮.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这波传统复兴热潮的社会文化脉络及其所蕴含的时代问题?我们是否可能透过这波所谓的传统复兴热潮来进一步把捉当代精神文化的走向?本文从当代虚无主义发生的脉络出发,尝试将传统复兴现象理解为一种时代的症候性反应,其所对治的时代问题是在经历了革命与发展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基层生活共同体,如何重建一种可能贯通古今且面向未来的社会体制.为此,文章与当代几种关于传统的理解展开了论辩,强调了从中国现代问题出发理解传统问题的重要性,并尝试在儒教与儒学之间进行辩证的区分,探索儒学传统是否仍然可能作为一种批判导引的力量继续发挥其引领中国历史的作用,以重建一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社会体制.     

启蒙的反思和儒学的复兴——二十世纪中国反传统运动的再认识

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与其说是"全盘西化",还不如说是"全盘日本化的西化"。中国虽曾有"全盘西化"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没有被真正地"西化"过,传统还在,儒家文化也依然存在,当代的文化转型中儒学的复兴才因此具有真实的基础而成其为问题。儒学的复兴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把启蒙思潮转化成儒学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启蒙的未来则在于通过儒学的复兴而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转型。化解启蒙—儒家的二元论或许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     

自由空间和新的主体

冲绳虽然在地理上处于东亚中心，但与日本的关系依旧暧昧，其独特的意义在东亚中还未被定位。“知识的亚洲和现实的亚洲·冲绳会议”呈现出试图理解冲绳和他者的姿态，营造了尊重思想的自由空间。与会者的发言中有意识地贯穿着关于“现场”和“现场性”的主题，支撑他们讨论的是朝鲜半岛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经验，“不在场”的朝鲜成为编织语言的原动力。冲绳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当天在朝鲜殖民地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共同思考。     

日本自由贸易区的社会网络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期，双边自由贸易以一种新的姿态再度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角，日本主动调整传统贸易战略，加速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诸国的自由贸易区建立。本文尝试以社会网络分析这一工具研究日本在与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国家中占据的地位，以及这一地位如何为日本带来贸易利益，并在这一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作为方法的“中国”——评马场公彦《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1945～1972》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日本的战败和新中国的成立使日本知识界在变革理念和价值观念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社会变革的全新理念影响了日本"中国观"的形成,中国一度成为战后日本知识阶层"想象的异邦",不少日本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路径来寻求日本社会的变革方向。如今发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并在学理上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研究是日本学界所要回答的问题。     

地方性会馆研究的厚实之作——评刘正刚的《广东会馆论稿》

会馆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地缘或业缘性传统社会组织。它建在通都大邑,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社会大环境中,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机制来适应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会馆是观照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面镜子。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学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元素探析

儒学资源中有许多与今天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相一致的元素。了解这些元素,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文章从儒学的忧患意识与企业的遵纪守法,义利之辨与企业的长远经营,诚信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天人合一与企业的生态环境,感恩慈悲心与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五个基本方面考察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这能为我们建设健全合理的企业文化提供一种参考依据。     

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化视角

东亚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日本于20世纪初率先实现了近代化,20世纪60年代又再次崛起为现代化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现代化,成为新型工业化国家;东亚的中国和东南亚的＂亚洲四小虎＂、越南也处于现代化的快车道上。东亚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是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全球化在东亚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东亚国家和地区也为其他后发国家树立了迎接全球化机遇和挑战的良好榜样。     

经营式农业变迁与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基于人才配置模式的探讨

文章在一个简单的人才配置模型中分析了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停滞问题。文章认为,经营式农业发展不足是造成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营式农业的发展需要具有企业家才能的经营式农场主的投资和创新,而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却鼓励人才流向官僚阶层。受官僚阶层高报酬的吸引,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大都热衷于进入官僚阶层而无心从事农业经营。这种人才配置模式阻碍了经营式农业的发展,抑制了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经济因此陷入停滞状态。     

由清末“礼法之争”看中国传统法制

清末“礼法之争”是在清末法制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次争论,它不仅开创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而且第一次将中国传统法制的本质与特征全面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传统法制所维护的以礼为核心的封建伦理纲常,已成为法制近代化的一大障碍。且法律形式上“律例并行”,严重影响法制的实际运行。只有在合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先进法律制度,才能解决传统法制在步入近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日本的农村金融环境与政策性金融

以小农经营为特征的日本，在工业化及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始终保持产业的平衡协调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从而确保了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其中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的日本农村金融制度功不可没。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着重分析了日本农村金融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政策性金融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村金融制度，必须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相适应；政府必须在经济部门转变之时，在收入再分配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适时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日本经济持续飞跃与儒家的经济思想

东西文化主要足指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其对日本的影响可谓源远流长。大约早在姬周之世，中日之间已有交往。公元前．世纪，水稻和农耕技术传入日本北九州，使臼奉摆脱了数千年渔猎和采集生活；铁器的传入，更使日本由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加速了日本社会的发展。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郡后，以儒学文化为丰的中国文化既由中原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国民生活的各方面，对日本的文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道义传统、社会地位补偿与文化馈赠——以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移民的跨国实践为例

本文借用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概念,试图以来自广东五邑侨乡的坎镇移民为例,考察道义传统、移民社会地位补偿动机与其文化馈赠之间的关系。移民在与家乡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种基于中国乡村士绅传统发展而来的道义传统。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这种"馈赠—补偿"的道义关系及其可能面临断裂、重建的风险。文章最后指出,这种以传统道义关系形成的跨国实践不但能使移民获得社会地位补偿,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缺位所导致的村落公共物品与福利的缺失,客观上促进了侨乡的集体性社会目标的实现。     

“卫星”是如何上天的——乡村基层干部和“大跃进”

本文探讨基层乡村干部在“大跃进”粮食“放卫星”中扮演的角色。基层乡村干部身处层层加压的统治链条中,如同被一股强大的潮流所裹胁。由于自身的社会特征,他们在压力之下,成为推波助澜者。进一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掀起狂澜,是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基层乡村社会的变化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政治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已经与传统小农判若两人的农民：那些因为财产权利屡受侵犯、利益纽带不断松懈而越来越漠然的农民,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选择了随波逐流。     

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比较、效益分析与进路选择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与农业现代化政策推动,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出现了传统小农、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等并存现象。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对比分析,发现精耕细作的传统小农与专业大户不仅在生产效率上高于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更是我国村庄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维护者,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而政府大力推广的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则对传统小农和专业大户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综合考量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应在确保传统小农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适当地发展专业大户与家庭农场,同时还要规范与限制农业企业的发展。     

社会资本影响东亚经济增长吗?——兼与西方经济体比较的视角

“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反映了经济学界对东亚经济快速增长的肯定,在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外,是否还存在着社会资本因素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本文运用了东亚十一个国家和西方经济体十个国家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在不同经济体中作用程度的差异,最后文章就东亚国家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的管理异同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以日本为领头雁的"日本—四小龙—东盟"雁阵结构形成的东亚经济体因其高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以及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被世界银行誉之为"东亚奇迹"。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席卷而来暴露了东亚经济的脆弱。没有一种模式能够永唱凯歌。如今,世界各国正在不断积极的探索新的管理方法与模式以不断提升国家核心竞争能力,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各国企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借鉴成为必然的需求。文章基于此,将中日两国的企业管理方法与模式进行对比。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

由于“秦制”以后社会的法理和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始终在于建立一种维护和效命统治权力,以此为终极价值的“权力社会体系”,这套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停滞根本原因的权力文化,不仅在制度方向上显然与公民文化完全相反,更为关键的是它长久而异常强势的侵蚀力极大地改变了无数社会细胞的原有性质和自我功能,于是使后来的公民社会建设很难具有起码的依托。     

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费孝通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差别在于,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实现满足时代所需的新的文化自觉。     

“新常态”下城市居民时尚消费的社会理性

在可控、理性的"新常态"的经济模式下,城市居民时尚消费是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呈现出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碰撞的时尚消费性别差异、阶层认同与身份建构表达的时尚消费惯习区隔,以及社会资本与生活网络影响的时尚消费文化多元等新特点。而城市居民的时尚消费的解释研究发现,性别为女性,社会性别观念越传统,阶层认同越高,社会资本越高的城市居民时尚消费观念越强,行为越多。树立积极健康时尚消费观念与行为,应从性别文化、社会政策以及道德教育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