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及当代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变革,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不可否认制度的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性。因此,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从经济增长的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深度剖析理论的内涵,以期为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借鉴就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学术理论的冲击

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通过对制度展开经济分析,逐步发展了产权理论、组织理论学等多个分支学科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社会学、传统的经济历史学等学术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

通过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制度的内涵、构成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阐明了制度变迁的基本类型，研究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理论。系统透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深化改革，创建一整套完善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启示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国家起源理论、国家模型、“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当前中国政府如何推进制度变迁？首先,要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其次,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三,努力克服“诺思悖论”。第四,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尽管两个“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nal economics和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都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其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截然不同。国内热衷于对新古典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过于冷落了凡勃伦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从而导致对后者的一些片面甚至是错误的看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三种代表性观点及其比较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芮切特)、旧制度经济学家(霍奇森)以及经济思想史家(卢瑟福)不仅边界刻画依据不完全相同,而且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智力成果的描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某种制度分析是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关键是看该理论是否假定环境存在着不确定性、人是否具有有限理性,是否明确地或隐含地以交易费用为正为前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在旧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那里被进一步放宽。他们深入到本体论层面,认为某种制度分析只要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那么它就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边界刻画更能准确、客观地反映新制度经济学的智力成果。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什么是适用的

论文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理论范式固有的局限性即其只适用于小范围短时间的微观制度分析,而不适于研究宏观视野的制度变迁历史过程。文章还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适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1.在市场经济的限度之内,“个人理性主义”的假设前提有暂时的合理性;2.边际分析方法适于渐进式改革的特征;3.中国经济改革的后发性特征的影响。     

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

一、制度变迁理论的新进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North)在继承和发展科斯(Coase)关于制度决定绩效的思想基础上,在《对制度的理解》(No.2)一文中进一步给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大纲:(1)在政治市场中如何选择才能达成一致——政治经济学;(2)研     

经济安全与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的现实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此带来经济制度供给失衡,如产权制度、企业制度、经济服务制度和经济监管制度等,在制度输入后与我国的经济运行实际产生了制度冲突和制度风险,并且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表现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劣势和外国资本凭借制度优势对我国实体经济的侵害.为维护国家制度安全和经济安全,我国应该一方面注重新建和完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制度的建设进程.     

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进展

全球化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是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热点问题。从广义上讲,全球化是指不同国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增加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一种趋势,它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全球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备受人们的关注,历来是全球化研究的焦点。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甚至将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因此,本文就西方学者近年来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主题、理论框架和实证描述作一个简要介绍。     

国外新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

随着技术变革的深入,新兴技术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入,产生了以知识和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发生变革,对新经济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对国外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从技术变革与新经济的关系、新经济的理论基础、新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及其新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等方面剖析了国外新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提出未来新经济领域可围绕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定位研究、技术变革发展方向的预测方法、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过程分析、新经济理论框架对产业结构影响以及新经济背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     

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理论及实证

笔者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加以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长期经济增长主要由民间投资拉动,而政府投资不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2)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国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差异就越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也就越小;(3)国有制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小,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就越小。     

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根本性的批判

本文将对关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批判.作者认为,既有的文献有四宗罪(四大缺陷),而其中每个缺陷都包含更具体的不足.这四大缺陷是:概念化和度量问题、理论严谨性不足、现代辉格式神话,以及对制度变迁与发展的非进化的理解.正是这四宗罪使得新制度经济学无法给出一个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系统性阐述.这一根本性批评将为作者在别的地方系统性地阐述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奠定部分基础.     

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辨析

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方法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反对实证主义,主张回归现实的分析方法;降低对人的行为分析的抽象度,提出了“交易费用”分析工具;运用“契约”分析方法,提出了分析企业内部关系的基本框架。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新制度学派的方法论本质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方法;新制度学派无法超越“经济人”假设带来的理论困境;个人主义方法使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在一些具体方法运用上也存在缺陷。     

基于制度理论和战略管理的制度战略研究

战略与环境的适应性是战略管理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相对忽视影响和改变制度环境的组织行为方式的研究.制度战略是与制度环境的形成和转化相关的组织活动方式.本文首先分析制度战略的内涵,提出较完整的分析制度环境与制度战略关系的框架,并结合具体案例来探讨制度战略研究的启示与意义.制度战略研究拓展了战略研究的范围,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制度产生、制度变迁的博弈浅析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和博弈论有很多的相似性,本文利用博弈论对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变迁 迁作了一定的分析。     

Economic Power and the Firm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wo Conflicting Problem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has been to undertake a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etermining factors of fiscal pressure in a group of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ent history, or 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them. We have used a panel of data from 40 countries and a time period of eleven years. Apart from the variables generally used, we have introduced additional ones such as governing party ideology, rate of economic freedom of Euro-area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another set of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the purely economic model improves when institutional and geopolitical variables are included and, in this way, it is possible to see which countries governed by the left, belonging to the Euro-area or having been members of the Soviet block, and with economic freedom, are more liable to increase fiscal pres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