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产业买方市场势力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国煤炭产业的买方市场势力的量度,得到趋势向上的结论。目前买方市场势力与煤炭产业集中度高度正相关、与利润率显著正相关,与后者的关系与大多数实证结论相悖,究其原因是中国目前煤炭需求的特殊性和产业"边际"集中度增速较快。通过测算煤炭细分市场———炼焦煤市场的集中度,认为其市场结构特征是寡占型;追踪最新的钢铁行业市场结构变化特征,研究结论是钢铁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推动了炼焦煤市场价格。国家产业政策应鼓励电力企业后向一体化,加快钢铁、水泥等产业兼并重组,促进产业均衡良性发展,确保国民经济稳定运行。     

通道费的规制困境:买方势力抑或市场规则

近年来,通道费是零售商与供应商矛盾冲突的焦点。2006年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没能够达到规范和降低通道费的预期效果,通道费的"双边市场特性"对传统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一些挑战。通过分析通道费规制的"水床效应",以解释政府的规制困境;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构建通道费问题的双边市场框架,得出通道费是零售商平衡双边用户需求、内部化网络外部性的一种市场规则的结论,并以此进一步探讨通道费的规制原则。     

零售商买方势力滥用刍议

零售商买方势力滥用不仅侵害供应商和消费者利益 ,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同时也导致零售商自身经营管理水平的下降。要从根本上解决零售商买方势力滥用问题 ,必须尽快建立健全规范的市场竞争法律体系 ,并使竞争主体牢固树立依法竞争的法律意识。同时 ,在宏观政策上应鼓励供应商联合与提高产业集中度 ,促进零售商间的竞争 ,适当限制大型零售商间的联合与购并。     

我国零售市场买方势力的形成原因

文章从生产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三方面详细分析了我国零售市场中买方势力形成的主要原因。     

买方抗衡势力对上游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上游市场结构的情况下,利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消耗系数构造下游市场势力变量,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从行业层面考察了买方抗衡势力对上游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讨论了该影响在不同行业的差异。所得结论如下: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买方抗衡势力对上游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从分行业回归结果来看,买方抗衡势力对采矿业企业、轻纺制造业企业和机械电子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对资源加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对公共生产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规制、买方势力与技术创新:中国制药产业的研究

虽然针对药品市场的政府规制旨在降低患者药费支出和确保用药安全,但其对我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产业创新产出扭曲,创制新药难得一觅,虚假"新药"泛滥市场。另一方面,正是结合不合理的医疗卫生规制安排,医疗机构得以利用其在药品市场中的双边垄断势力扭曲药品需求结构,并传递到上游产业,从而引致制药产业的创新投入降低并扭曲创新结构。基于政府规制和买方势力的视角,利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也印证了政府规制和买方势力对制药产业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有着显著的负面效应。从政策意义上说,放松政府规制或引入政府规制影响评价,同时限制医疗机构利用垄断地位滥用市场势力对于引导我国制药产业技术创新回到良性轨道是可参考的政策选择。     

买方市场势力与卖方绩效——基于我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7年135个部门投入产出表,采用55个三位数制造业的数据,选取卖方市场势力、买方市场势力、所有制结构和进入壁垒等重要变量构建跨行业多元回归计量模型,重点检验我国制造业买方市场势力是否对卖方绩效产生影响。实证结果部分支持了买方抗衡力量假说,集中度较高的制造业中买方市场势力与卖方绩效呈显著负相关,高集中度制造业的卖方集中所产生的市场势力大部分被买方集中度的上升所抵消,买方集中度是衡量买方势力的较好指标,而卖方利润率与买方部门离散度无显著相关关系。     

买方势力下通道费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通道费现象随着中国零售业的快速发展逐渐成为行业内部的潜在规则,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商与零售商因此引发的大量争论甚至冲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通道费产生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讨论通道费导致的零供冲突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些缓和零供冲突的对策建议。     

中国煤、电企业纵向关系理论研究

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是具有典型的纵向关系的两类企业.在电煤交易过程中,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往往会发生冲突.煤-电冲突不仅对煤、电产业,而且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文在企业纵向交易理论基础上,通过分析指出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之间存在着煤-电租和纵向价格双轨制关系,在理论模型分析基础上,提出缓解煤-电冲突的政策建议.     

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的理论分析

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Moral Hazard and Bargaining Power

Abstract. We introduce bargaining power in a moral hazard framework where parties are risk-neutral and the agent is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We show that the same contract emerges if the concept of bargaining power is analyzed in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three frameworks: in a standard principal–agent (P–A) framework by varying the agent's outside opportunity, in an alternating offer game, and in a generalized Nash-bargaining game. However, for sufficiently low levels of the agent'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ing it marginally does affect the equilibrium in the Nash-bargaining game, but not in the P–A model and in the alternating offer game.     

谈判能力与标价策略

厂商能够通过策略性地选择不标价销售,利用其较强的谈判能力获取更多的利益。当厂商谈判能力较弱时,厂商将选择标价以最大化其利润。考虑消费者的谈判成本,厂商选择不标价时,其利润和谈判能力呈倒U型关系。当厂商谈判能力过高时,由于消费者将无利可图而放弃购买,因而厂商将选择标价的策略。在一定条件下,厂商实施策略性不标价不是市场有效的,可以通过强制标价实现市场的有效性。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Power

Often a bargainer can use some form of power—legal, military, or political—to impose a settlement. How does the “outside” option of being able to impose a settlement, albeit at some cost, affect the bargaining? And, how doe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bargaining will break down vary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between the bargainers? These questions are examined by adding the option of imposing a settlement to Rubinstein's game of dividing a pie. Each actor can accept an offer, make a counteroffer, or try to impose a solution. Imposing a settlement is, however, costly and each bargainer has private information about its cost.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classification number: C72.     

供应商和客户参与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考虑供应商和客户的议价能力

利用2009—2012年中国13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拥有不同议价能力的供应商和客户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客户议价能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呈U型变化,且有助于减弱供应商议价能力的负向影响;与小企业相比,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对大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更大;与其他所有权性质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受供应商议价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小。     

煤电关系与电力"软短缺":一个产量约束模型

构建了一个具有产量约束的伯特兰价格竞争模型来研究中国电力短缺的问题,模型结论表明,即使在电力企业装机容量充足的情况下,由于煤炭产量的约束,电力需求的外生冲击仍有可能导致电力“软短缺”。同时,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旨在解决煤电矛盾的煤电一体化和煤电价格联动问题,认为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解煤电关系紧张和电力“软短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外资讨价还价能力与地区引资结构

本文在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垄断竞争模型,考察了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地区差异对引资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对于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的行业的外资流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2001-2007年30个省市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方法对该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资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管理和研发密集型等外资拥有所有权优势行业的外资流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控制了地理集聚、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后,本文的实证结果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