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农村小额信贷反贫困的制度安排

反贫困是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作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的河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在非制度安排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起到了较好效果，成为相关法律、政策与制度的一项有益补充。当前，小额信贷扶贫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障碍，需要从政府等社会各个层面以政策、制度形式确定采取措施，以便对反贫困工作做出系统性安排．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制订《农村反贫困法》,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     

一部探寻政府反贫困政策绩效管理的力作

<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推行大规模、制度化的城乡反贫困战略。从1994年开始,在农村已经连续部署实施了三个有组织、有目标、有系列政策措施的扶贫开发规划。在城市则以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为标志,开始了以救济救助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化的城市反贫困行动。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于是,怎样看待及如何评价政府扶贫政策的绩效和管理水平,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对政府扶贫政策绩效管理的评价,学术界有从扶贫资金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是指由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有计划地筹集资金以及派遣专职人员进驻重点贫困村,并通过各种渠道促使该村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模式。目前,在公共部门定点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公共部门、贫困农户和地方组织三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极大地影响到定点扶贫的绩效。应通过建立博弈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约束博弈主体的制度规范和构建博弈主体持续合作的信任关系等方式来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以提升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绩效。     

提高社会资本——反贫困的重要一环——对云南镇沅县苦聪人反贫困的调查

社会资本是促使人们参加集体活动的规范、网络和社会制度.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个体通过社会网络调动社会资源的潜力.本文在对苦聪移民反贫困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移民社会资本的提高在反贫困中的重要意义,并且认为结对扶贫制度、易地扶贫和提高受教育水平是提高移民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建立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循环与退出机制——关于创新扶贫方式的思考

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流动性，反映在资金的导入，管理使用和退出三个环节上。从循环的角度看，退出环节尤为重要，但往往被忽视，导致许多项目资金有去无回，扶贫绩效低下。建立农村政策金融扶贫资金的退出机制，关键在于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针对存在的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入手：1，加强立法，建立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预算制度；2，建立委托－代理责任制，统一管理，统一使用；3，组建扶贫创业基金，试行农村“创业”融资市场。     

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审视建设扶贫工作——以湖南省教育厅驻辰溪建设扶贫为例

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因此农村的反贫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反贫困中我们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本文从农村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审视我国的建设扶贫工作，认为二者存在契合性不足的问题。针对此种情况，提出农村社会工作在反贫困中的功能与作用，提出在今后的反贫困中应重视与利用农村社会工作。     

基于战略管理模型的部门精准扶贫机制研究

部门扶贫是部门的职责所在,既是弥补部门在贫困地区欠账的要求,也是缓解多维贫困的必然选择。当前部门扶贫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战略规划,打乱仗、精准度低、效率不高。部门精准扶贫模式应以战略管理模型为基础,为此要加强统筹和顶层设计,明确部门扶贫相关主体责任,探索多样化的部门扶贫方式与途径,建立部门扶贫绩效目标责任制,完善立法,探索建立部门扶贫激励机制。     

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 ——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

中国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减贫成绩向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正是独特的制度优势与有效的治理体系,尤其是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党中央从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及如何退等方面全面创新制度设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扶贫以党主导、高位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以建档立卡和动态调整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因地制宜、多主体多举措精准帮扶,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互动、相互协作,形成强大帮扶合力。另通过第一书记制度助推扶贫政策落实,通过加大资金供给与统筹使用强化投入保障,通过严格的监督问责与考核评估保证扶贫的准与实。精准扶贫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世界贡献中国减贫经验等方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实践逻辑、理论结晶与分享策略研究

贫困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包含着历史范畴与发展意义。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秉承"消除贫困，达到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百年来，党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进行了大胆探索，先后经历了建党初期的陕甘宁试点、新中国成立后的艰难探索、改革开放时期的开发式扶贫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四个不同的反贫困阶段。期间凝聚出以毛泽东反贫困思想、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江泽民、胡锦涛扶贫开发相关阐述、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系列重要论述为主体的反贫困思想谱系，积累了大量以实践为基础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反贫困的实践探索、理论结晶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高度赞誉，作为世界现代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采取不同策略为人类所分享，为全球贫困治理、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反贫困统筹模式研究

中国目前剩余城乡贫困问题大量存在的现状特征,既凸显了城乡反贫困政策中"双轨制"模式的局限性,也说明反贫困已到了全面调整利益关系的关键时期。应对中国目前的反贫困体制进行反思,对反贫困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应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按照统筹城乡反贫困的政策理念,整合各方面资源,多视角关注贫困问题,推动管理体制、就业、社保政策等方面的综合联动改革,统筹规划和安排城乡反贫困政策,实行农村与城市反贫困并重,并加强城乡反贫困工作的互动。实施"预防性扶贫 救济性扶贫 开发性扶贫"三位一体式反贫困创新模式。     

"经济人"与经济学家

自18世纪以来，经济学界一直依靠“经济人”假设来分析以各种方式参与市场的人们的行为，并由此对自由交易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缜密的推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秉承新古典学术传统，创立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不断扩大自己的解释半径，而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对经济理性和“经济人”假设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经济理性与“经济人”假设不但是经济学解释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秘诀。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研究

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现象.但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通过发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优势,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进行了分析,提出马克思强调用“社会人”研究范式替代“经济人”研究范式,强调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恩格斯在这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本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这一创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马克恩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范式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迥然不同的一套研究理论体系,这一研究范式能更好地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因此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试析“经济人”的本质、特征及其类别划分

西方经济学将“经济人”视为人类的本质属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经济人”不过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与“经济动物”相比,“经济人”具有五个特征.按照不同标志,“经济人”可以划分为五大类别.深化“经济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生态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生态经济人”理性

生态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是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以生态理性为最终目标的“生态经济人”理性。“生态经济人”理性是生态理性的初级阶段。在新全球化时代,过分张扬“经济人”理性必会加剧生态危机,而过分主张生态理性却又曲高和寡,所以,我们需要一条在“经济人”理性的基础上,将生态理性从应然转变为实然的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倡导“生态经济人”理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外在的生态道德要求转变为公民内在自律、自觉的生态道德需要,更好地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亚洲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对我国的启示

从分析亚洲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实施反贫困的措施入手 ,全面论述了这些国家反贫困经验教训对我国扶贫的启示     

甘肃农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模式的再认识

甘肃农村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根本原因在于长期封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甘肃省20年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实践,成功探索了区域性开发扶贫、解决温饱的反贫困道路模式.新时期扶贫开发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打破传统农业封闭的模式,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扶贫开发途径,对甘肃农村反贫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论反贫困的法律机制

反贫困是法律、行政、经济手段的三位一体，即法律手段反贫困是根本，行政手段反贫困是工具、程序，经济手段反贫是实质。贫困一定程度上是民法的必然结果，民法的反贫之路是行不通的。反贫困对法律机制的需求具有多层次性或多样性，需要宪法、行政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及经济法的分工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