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才政策成效的区域性差异

我国科技人才政策实施成效,存在地区结构性差异。本文构建总量指标与密度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统计数据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科技人才政策成效。研究发现,2002-2011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科技能力指数差距有所发散,而科技产出效能指数差距有所收敛,表明新时期我国科技人才引进、培养和流动政策没有逆转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科技能力差距发散趋势,而科技人才激励政策在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显著成效。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工资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有利于缩小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FDI缩小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更多地拉升制造业中低收入行业的相对工资,该作用在东部地区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能提高制造业的相对工资,但这种作用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因此,FDI虽然缩小了制造业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但是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制造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缩小制造业行业间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中国地区制造业集聚与FDI依赖——度量、显著性检验与分析

本文根据集聚分布的自身特点,提出了普遍适用且可以进行显著性检验的集聚强度指标,并对我国地区的28个制造业1994年的860组和2004年800组样本进行了计算和检验.笔者发现地区制造业和FDI集聚强度在提高,2004年制造业集聚度与FDI集聚度的相关性已具有显著性,制造业对FDI需求弹性在增大,制造业对FDI的依赖性在增强进而,进一步发现,地区制造集聚强度的显著性极不平衡,集聚类型也有较大差异,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大部地区,还是原发型低端集聚,而东部则是FDI依赖型高端集聚.两极分化的地区制造业集聚,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对地区经济增长方式也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努力调节FDI地区分布,有效促进中西部制造业向高端集聚,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中国经济区划与区域经济关系演化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存在的,其根本的目标在于实现整体的经济发展。然而,在历史上．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一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发展差距。如何缩小这一差距,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描述了建国后各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实践措施及其影响,对如何缩小各地区经济差异,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建议,得到了启示。     

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态势日趋明显.文章应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论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领先中西部地区,但并不严格按地理位置呈东-中-西阶梯分布.     

FDI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及对策——基于多维变量基础上的实证研究

FDI对中国城乡总量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但与人均收入差距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FDI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差异存在很大关联,但只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实证数据得到验证。FDI和产业生产总值的差距,由于FDI在第二产业上的大量存在,使得一、二产业和二、三产业间的现象比较明显。正因为FDI对地区和行业收入分配的复杂影响,加上FDI的溢出效应、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等因素,使得FDI和全国基尼系数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FDI并不是全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重要变量。因此,为更好地利用FDI,发挥其对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应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进一步降低外资在某些产业上的进入门槛,培育和壮大国内民营企业。     

FDI的区位集聚对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以浙江为例的探讨

一、FDI在我国的区位集聚 我国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两部边远地区三个区域.由于各地区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区域性FDI政策的直接影响,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显示了突出的区位优势,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都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为594415家、14794.0033亿美元和6854.4692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83.02%、86.61%和86.85%;中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0.77%、8.12%和8.79%;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6.21%、5.27%和4.37%.     

资本流动区域差异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文章通过理论和数理分析我国资本流动与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差异,发现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差距与资本流动的区域差异有较强的相关性,即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同时东部地区获得国内贷款、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为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区域城镇化均衡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区域经济贡献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Panel Data经济计量模型,利用1998～2007年10年各个地区的GDP、FDI和出口贸易的数据资料,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分析了FDI的增长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FDI差异是导致东部地区经济远远发达于中、西部地区的原因所在。最后,文章对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FDI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FDI引进与中国区域制度变迁的互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各地区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各区域2004年和2008年8个制度因素指标的实证比较分析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制度变迁呈梯度递减趋势,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严重滞后;对我国各地区8个制度因素2001—2003年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二期24个因子与FDI引进关系进行的计量经济检验表明,FDI在我国三大区域的聚集与制度因素呈显著的相关性;利用1984—2008年数据对制度因素与FDI的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制度变迁与FDI的引进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各地区在FDI的引进中要重视制度软环境的建设,尤其是西部地区应主动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吸引FDI流入,进而以FDI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制度演进,最终形成制度变迁和FDI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以此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宏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分析了近年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情况,发现中部地区各省利用FDI情况相距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中降西升的区位分布特点;探索了这些新特点产生的内在原因,基于这些原因给出了政策性的建议.     

Double-edged effects of the technology gap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insight that the technology gap plays double-edged roles in th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rough two channels, technology choice set and technology absorptive capability. Applying a multiple-threshold model, we examine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chnology gap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 during 1993–2006.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of two thresholds, which are 0.3071 and 0.5214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gap respectively. The estimated thresholds indicate the sufficient absorptive capability is the premise for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Moreover, it implies the marginal decrease of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s in the long run.     

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技术进步、研发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率、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以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都有助于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新兴的研发和技术因素逐渐取代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条件等传统因素,成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据此本文认为,对于外资利用不足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应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提高本地区的相对技术效率水平、加快推进本地区的技术进步幅度,以提高本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0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对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中采用单位货运量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单位货物周转量产生的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地区物流发展水平。研究发现,FDI有利于提高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区,FDI对其物流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和主要影响因素不同,我国地区物流发展水平也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和物流主要运输方式相关。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整体物流从业人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东部FDI对物流从业人员工资的正向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提高我国物流整体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     

吸收能力和贸易政策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工业部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FDI的技术溢出不是自发产生的,溢出效应受到东道国国内的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其中两个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和贸易政策。本文利用工业部门2005—2008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FDI溢出效应。在考虑了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中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情况下,检验了FDI横向溢出和纵向溢出,分析了吸收能力和贸易政策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我国的横向溢出和后向溢出不显著,前向溢出显著;吸收能力和贸易政策对外商在华投资的溢出效应产生不利影响。

Abstract：

FDI spillovers are assumed not to be automatic but are hypothesized as being a function of the domestic policie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host countries.Two determinants have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the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the trade policy.This paper examines FDI spillovers using the industrial data during the period 2005—2008.Taking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into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bo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DI spillovers are examined,and the effect of the 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the trade policy on FDI spillovers a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illovers through horizontal spillovers and backward link-ages are insignificant,while positive spillovers through forward linkag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bsorptive capability and trade policy produce unfavorable effects on FDI spillovers.     

高铁开通能否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

在"高铁时代"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要素流动视角出发,阐述了高铁开通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机理,并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5年我国中西部地区165个地级市数据以及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如下:(1)高铁开通确实可以通过加快要素流动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吸引FDI。分区域来看,高铁开通对西部城市吸引FDI的影响作用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吸引FDI的影响作用不显著;(2)分城市规模来看,高铁开通对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吸引FDI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对中小城市的促进作用;(3)基于高铁差异来看,"D"开头的列车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G"开头的列车的作用不显著。高铁开通在始发站以及市区,对中西部地区吸收FDI的作用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与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基于西部l0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了西部地区1991-2012年的相关数据,就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以及经济增长这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促进了我国西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使本地企业创新产品产值成逐年增长趋势,并辐射周边区域,提高了本地区的人均GDP,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进一步发展又促进了更多外资的流入;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时不能盲目,应注重对人力资本等的培育,加强对外资的消化吸收能力,最终促进经济进一步地发展提高.     

外商在中西部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安徽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近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位选择的文献大量涌现,但大多以全国或东部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分析则很少。本文以中部地区的安徽省为例,采用系统的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外商在安徽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     

FDI结构性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考察了FDI结构性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并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FDI流向服务业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2）我国FDI的结构性转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3）FDI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FDI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绩效,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