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双流经验

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农村地区确立并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这样一个治理格局下,农村基层政府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彼此分立运行,两者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机制和互动渠道。针对这一问题,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在改革实践中以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以下简称"村公资金")为抓手,着力构建了"乡政"层面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与"村治"层面的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动的治理新格局,     

广州白云寮采村治创新“村民理事会”之范例分析

广州白云区寮采村重视基层民主参与机制创新建设,围绕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趋势,以构建能融合现代法治理念和传统德治观念,兼顾夯实国家治理基础和实现村社有效自治的双重需求的科学治理机制为目标;在传统的村社治理基本架构"村两委"及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培育和发展村民理事会,至少具有两大现实功能:一是让各方面群众代表有机会参与协商本村重大公共事务;二是有助于拓展群众参与民主监督村"两委"的渠道和方式。寮采村实践表明村民理事会促使原以村"两委"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构建相互协调配合、相互监督制约的新型村社治理体系和联动沟通机制,充分调动各基层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畅通农民诉求渠道,妥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是加强村社治理的有效举措。     

新时期村庄“协同治理”模式特征与价值分析——基于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的考察

受到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不同时期农村治理有其显明特色。文章通过对河南省G县H村村民理事会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协同治理"的模式,该模式是基层政权悬浮和村级自治能力弱化的产物;是应后税费时期乡村发展困境、乡村关系转变而产生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多元主体的责任共担、协同治理,分流行政与自治,实现治理对服务的强力支撑,推动村庄公共事务的统筹治理,从而有效降低村庄治理成本,改善村庄社会关联,拓展乡村治理空间,实现村庄治理的有效创新。     

国家、基层精英、农民互动视角下的日本近世农村社会治理

在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中,幕藩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完成了对村落的型塑,并通过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在地权力、文书传达实现了对农民的制度约束和对农村社会的权力渗透。以"村役人"和"大庄屋"等为代表的"身份的中间层",全面执掌农村基层事务,解决了兵农分离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将幕藩权力相对化,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在地权力。农民面对幕藩国家权力和村役人、大庄屋的在地权力,其对基层事务的主体性并没有被彻底压制,而是广泛参与基层事务,并对幕藩国家的掠夺展开了持久抗争,对在地权力和幕藩国家权力形成了反向制约。由此,日本近世的农村社会治理既不是村落单方面的"自治",也不是幕藩国家单方面的"他律",而是形成了幕藩国家、在地权力、农民三者并立的"抗衡共生型三元主体治理",显示了日本近世农村社会的特性。     

三治融合 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溪坦探索

<正>浙江省瑞安市林川镇溪坦村地处瑞安西北部,之前是瑞安市最边远、人口最多,也是基础设施薄弱、社会管理滞后的村。近年来,溪坦村以美丽乡村、农村污水治理、民主法治村和"三治融合"示范村创建为契机,扎实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以自治聚人心,以法治定正道,以德治树新风,积极破解村庄发展和村庄治理"两张皮"问题,实现了村貌焕然一新、社会安全稳定、村集体和村民收入持续增收,形成了"党群一心、村庄一新"百花齐放的     

农民合作组织视角下的村庄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在村庄事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将其作为村庄社会的内源性主体而分析,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对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治理基础和方式以及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然而,农民合作组织参与村庄治理仍面临着主体能力不足、多方不信任等一些约束条件,为此,作者提出应明确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与定位、增强其主体能力以及构建合作组织和农民之间的信任机制等建议。     

富人治村与不完整乡镇政权的自我削弱?——项目进村背景下华北平原村级治理重构的经验启示

本文旨在探讨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视域下,资源匮乏地区富人治村的生成、运作及其后果。通过对华北平原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发现:首先,项目进村已然成为乡村治理的主旋律,在"不完整政权"的乡镇,资源匮乏使项目进村与富人治村具有高度亲和性;其次,富人治村从治理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治理任务与治理过程这三个维度上重塑了"不完整政权"下的村级治理;最后,乡镇政权实现了从依赖中坚农民到依赖富人参与的转变,导致原本就不完整的政权随着富人垄断村庄政治和制衡乡村关系而进一步削弱。本文实现了富人治村研究的两个转向:一是研究视域上从基层民主自治到乡镇政权运作能力的转向,二是研究场域上从资源密集地区转向资源匮乏地区的转变。     

当代中国农村“两委矛盾”及其解决路径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推行的一种社区制度,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村民可通过村委会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村党支部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工作核心."村支两委"是两个性质、功能及权力来源均不相同的农村组织,共存于一个社区,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与冲突.而通过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确立村民代表会议在村庄治理中的权威地位,是解决"两委矛盾"的路径选择.     

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的机制、困境与选择——基于制度改革情景下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明晰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运行模式对落实宅基地所有权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的改革案例,借助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构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运行模式。本文发现,不同的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差异较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模式将集体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委员会主导模式将行政力量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村民事务理事会主导模式将人情关系作为主要动员手段和方式。不同运行模式适用性差异较大,面临多种困境。最后,本文对未来宅基地集体所有权行使主体的选择和运行提出建议：第一,坚持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宅基地所有权为主,多种所有权行使主体并存;第二,进一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治理运行机制,明确村民事务理事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在宅基地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与职责;第三,注重提高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农民满意度和获得感,筑牢深化改革的根基。     

现阶段村民自治运行的新特点分析——基于山东省某村的调查

受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转型的影响,现阶段农村正经历着基础结构、财富观念、社会关系、人员结构等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运行中呈现出家庭结构的细分导致参与主体的丰富化;对村庄内生价值的认同降低,政治参与冷漠;村民自治参与主体缺失;妇女参与村事务的管理等新特点。该文基于对一个特定村庄的调查,分析得出以上结论,以期对现阶段影响村民自治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些探讨和补充。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村民自治下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问题分析

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因监督意识淡薄、法律规范不完善、奖惩机制不健全而出现委托人监督缺失、代理人自我监督乏力,政策对象监督失效等现象,这不种于村委会权力的良性运行和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监督意识、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耕,完善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体系,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过程的合法性、监督结果的有效性,以提高村委会政策执行效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乡村社会交换方式变迁的双重趋势

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经济改革引发的乡村社会快速转型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使乡村社会交换方式的变迁存在双重趋势：一是网络性交换非网络化，二是非网络性交换网络化，这种变迁趋势使两种交换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更为紧密。     

村委会直接选举的模式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实际操，作过程将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五种选举模式：普遍模式、无候选人选举模式、整体提名模式、定位选举模式与组合竞选模式。本文在考察分析各种模式的实际操作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选举模式各自的合法性及其特征、优缺点等，并在最后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关于村域金融转型的思考

随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从村庄共同体向关系共同体的演化,中国农村信任结构从特殊信任主义向一般信任主义演进,村域金融也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低级向高级金融组织形式转型与演化.虽然大多数民间金融组织最终会被逐渐纳入到现代主流金融体系中来,但村域金融与主流金融形式将长期共存.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镇银行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村镇银行发展状况,讨论了村镇银行发展存在若干瓶颈问题,特别是发起行控股使得村镇银行出现准入制度门槛高、民营资本较难进入、管理受限等问题,提出了对村镇银行改革发起行制度约束等系列解困思路。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