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赶超过程中金融体系转型的理论阐释

本文以韩国为例,分析东亚经济赶超过程中金融体系的转型.文中运用一个经济模型解释经济赶超过程中韩国集中化银行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与经济快速增长这一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的情况,认为在信息技术革命迅速发展和外部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集中化的金融体系已不再适应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向分散化的市场方向转变.     

经济转型中文化约束下的企业微观治理机制——基于固始县经验的分析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微观治理机制其实就是一个从模糊的关系型合约不断向明晰的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固始县地处河南省东南部,属于典型的欠发达内陆农业区,今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固始县在其自然、人文与经济区位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一般而言,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相对优越的制度安排,但就具体企业来说,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是业主的选择。固始县在其特有的文化约束下,柔性的关系型合约治理方式和模糊的契约安排是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的明显特征。以固始县为研究对象,不仅对研究内陆农区经济转型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而且可以从中透视中国渐进式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在正式合约缺位下,关系型合约仍然能够维持社会经济运行的发展轨迹。     

企业人才退出机制的构建

人才退出机制是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许多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人才退出机制，影响人才积极性的发挥。人才退出机制对员工产生压力，压力又产生动力，使这一机制有利于发挥员工的积极性。构建人才退出机制要注重人员的考核、解聘、回聘和法律制度等问题。     

经济适用住房退出机制的构建

经济适用住房退出的关键在于"资源获利"的合理产权退出。基于共有产权的"合同回购权"是政府规制的法理和经济基础。政府设立专门的监管和回购机构,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核定退出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收入标准门槛和回购价格与收益分配方式,提供"基本型"产品等内容是经济适用住房退出机制构建的关键领域。     

农户退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机制研究

在分析农户退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退出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户退出模型。农户退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农户除了要进行短期的成本收益比较之外,还要进行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权衡。只有当合作的收益与不合作的收益之差小于合作的成本与退出成本之差时,农户才会选择退出。     

集聚经济是否影响了企业生命周期——基于企业退出行为视角

集聚经济具体划分为地方化经济(侧重同一产业)和城市化经济(侧重不同产业)两种效应,集聚经济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集聚经济与企业退出行为的关系研究尤为必要.由于集聚经济具有时间依存性,本文运用Cox-Aalen模型估计中国工业企业1999-2009年的退出行为,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对企业生存有负向影响,以城市规模和多样化衡量的城市化经济仅在企业初建期提高了企业的生存概率.因此,中国企业可能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聚集而并未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外溢效应,中国城市化进程应当充分注意因过度拥挤和竞争对企业产生的负影响.     

理性进入和退出 走出微利经济

本文认为,过度竞争与企业的进入、退出有关。如果能够理性进入和退出,就能消除过度竞争,进而走出微利经济。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企业进入的内涵、条件、案例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并就企业退出的内涵、障碍、案例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性别工资差异中的企业效应

现有对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个人样本的分析而忽略了企业的作用。本文运用企业和工人匹配的调查数据研究性别工资差异中的企业效应。研究发现,在工资决定方程中加入企业效应后工人的教育回报显著下降,且在性别工资差异的分解中加入企业效应后禀赋效应和价格效应所占的比例也显著下降,企业在性别工资差异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制度特征是决定企业性别工资差异程度的重要因素,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经常采用计件工资制的企业以及内部职工收入差距较大的企业性别工资差异较大,小规模企业和私有产权比重较大的企业也呈现较大的性别工资差异,但工人的谈判能力有缩小性别工资差异的作用。     

房价与经济波动的区制转移——基于STAR系列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平滑转移自回归(STAR)系列模型定量分析了1998-2010年间我国经济波动区制转移(Regime Transition)过程及房价波动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在受到外生刺激时会产生跳跃冲动,但能否出现区制转移现象取决于外生刺激的持续性,单纯依靠以往经济的表现不能充分地解释这种现象;房价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解释了经济波动中存在的动态转移过程,这表明房价波动中存在着先行信息并可用于预测未来经济走向。此外,经济波动转移过程并非不可逆转,足够的反向推动力能够扭转经济势头,这使得政策干预成为可能。     

政府管制负担、融资约束与企业增长——基于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联立方程组控制融资约束、投资规模和企业增长之间的内生性,检验政府管制负担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管制负担和法律保护程度都对企业增长产生影响,并且政府管制负担的作用力更强;政府管制负担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而且降低了企业投资规模,这都会抑制企业的增长速度。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经济管制时,要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否则,不但不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会抑制企业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5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构筑IS-LM模型,本文测算了我国的各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乘数,以量化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政策对公司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显著影响公司会计业绩与股票报酬,但不同的经济政策对会计业绩和股票报酬的影响不尽相同;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控制了经济政策因素后,经济增长并没有和公司业绩相背离。本文的发现为诠释我国股市是否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创业企业控制权配置对创业投资机构退出方式影响研究

创业企业控制权配置是创业投资机构有效退出的重要保证,对投资机构退出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从IPO和并购这两种退出方式视角,选取CVSource数据库2000—2014年大样本数据,使用多变量回归模型,研究创业企业控制权不同配置对创业投资机构退出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家拥有的控制权比例与IPO退出方式显著正相关,企业家拥有的控制权越多,对其产生的期权激励作用越大,越会促使创业投资机构通过IPO方式退出;而创业投资机构拥有的控制权比例与并购退出方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创业投资机构拥有的控制权越多,为了尽早收回投资,保护自身利益,实现较高投资收益,其越会选择通过并购方式退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以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企业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公有企业的改制绩效,通过相应的技术处理消除企业的各种先天因素或改制前固有的优势,试图测试改制是否能够确实激发出显著的效率效应。分析发现,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效率得到显著提高;不同的改制模式是改制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经营者持大股从效率上来讲是最优的改制方式,而平均分配的股份合作制的改制方式则具有较差的业绩效果。我们还讨论了其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特定制度环境下最优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大股东控股。我们认为给定当前制度背景下,最佳的改革方案之一是股权向经营者集中,股权合理定价。因为只有市场的初次分配是有效率的,才能得到收入再分配的源泉。在此基础上,国家可通过各种税收设计,进行较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     

经济转型中的法治水平、政府行为与地区金融发展——来自中国的新证据

在以政府主导甚至干预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转型经济中,政府行为会影响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作用机制。本文利用1995-2005年中国省级单位的数据研究了政府行为和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考虑政府行为这一制度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转型期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明显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产生部分挤出效应,甚至是完全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到政府行为主导金融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准确把握法治与金融发展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也对主流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证据。     

区域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对1994—2006年间中国各省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其与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各省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随着各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企业平均规模较大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的增大而减少;同时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TFP随着金融机构融资占比增大而减少。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银行为主的融资占比结构的逐步下降将更适应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