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调研中指出做好社区工作,将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城市社区。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社区发展治理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本文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职能

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它关系着社区的健康发展。根据目前城市社区发展的状况,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承担四种角色:社区建设的指导者;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这四种角色均有自己特定的职能。社区建设的指导者具有制定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宏观指导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引导社区文化健康发展的职能;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具有为社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维护社区的治安和秩序、为社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的职能;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具有培育非营利组织、培育社区文化、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的职能;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具有监督居民委员会、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职能。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嵌入性分析

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程度常常受到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立足于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视角,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正式制度嵌入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制度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机会存在正相关关系;(2)正式制度与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3)行政—权力机制...     

英国城市复兴中的合作伙伴组织

合作伙伴组织作为英国城市复兴的主要组织形式,为城市复兴做出了积极贡献。组织的包容性、人力资源、工作文化等是影响其成效的具体因素。我国的城市建设和治理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在政府现代化、政府与市民社会的合作以及将社区等机构纳入合作伙伴组织方面有所作为。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困境及其化解路径——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

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着三方面困境：治理结构单一，权责边界不清；治理主体分散，行动协调困难；治理理念异化，市场机制扩张。城市社区冲突的治理涉及基层政府、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非营利组织等多个主体，在社区冲突治理中分别发挥着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机制。但因其主体地位不同，利益关联程度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对社区冲突的反应和行动不一，仅依靠单一主体无法实现“善治”。因此，为进一步解决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出构建城市社区冲突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党组织的引导和调解功能、完善公共空间的合作供给策略、提升民主协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认同、提高社区主体对话协商参与度等优化路径，为解决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难题提供参考。     

“三方联动”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再思考——基于武汉创新社区治理样本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已基本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格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面临新旧问题双重叠加的发展困境。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推行"一体两翼"、"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构建"三方联动"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践分析,对城市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和治理机制进行再思考,提出加快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恰当回归、转型发展与自治结构重构的完善,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协调、共享、共赢发展新局面。     

“互构型”社区治理——以一个城市社区的停车位事件为例

面对城市社区生活中出现的复杂矛盾,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从"互构型"社区治理视角来检视城市社区的治理机制。从业主组织治理到业主的冲突再到多元协商社区治理,在社区互构域中制度主体与生活主体互构共变,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治理并不是单向度的线性链条,而是多主体多层次反复协调与整合,不断建塑与型构的过程。"互构型"社区治理视角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与治理机制

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必须突破社区管理的部门垄断制,实现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其关键是明确界分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功能边界,具体路径是重新细分社区公共事务,不同事务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其中社区行政事务采取行政机制,社区公共服务主要采取准市场机制,社区自治事务采取自治机制。     

郑州市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窗口,其治理成效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快慢。不可否认,各级城市政府为响应政策号召,也在积极探索高效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试图转变过去的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进而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但是,当前郑州市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效果仍不尽乐观,协同治理整合机制不优化、协同治理保障机制不健全、协同治理沟通机制不畅及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俨然成为了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效能的现实梗阻。基于此,为了进一步优化郑州市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效果,针对当前郑州市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机制现存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以杭州市为例

社区治理必须树立现代治理理念.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彼此交换资源、合作互动、持续协调才能顺利实现各自目标.目前政府与社区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关系尚未理顺,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滞缓和主导性强势行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要改变现状,政府必须正确定位,摆脱自身社会管理的重负,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使之有能力以主体姿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社会管理社会化.     

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

功能完备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是关乎城市公共安全的关键要素。当前,在中国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中普遍存在诸如"应急性有余,制度化不足"、"亡羊补牢多,超前规划少"、"条块分割严重,整体联动缺乏"、"政府单兵作战为主,社会有效参与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建构一套"双维度、多线性"的协同治理型城市公共安全体系。认为应在完善政府内部治理结构和充分动员社会化力量的基础上,从政府系统内的自循环逐步过渡到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双循环。     

美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自组织

社会自组织是美国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城市治理绩效的提升,它与美国城市政府之间有"参与—互动"和"合作—替代"两种关系模式。同时,社会自组织也为美国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就需要完善城市治理制度,发挥城市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培育兼具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好公民"。     

城市竞争力与政府改革

运用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城市及城市政府的再认识,以及城市竞争力与城市政府关系的探讨,提出了基于城市利益最大化的城市政府改革理念,对城市政府的改革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力图为城市政府的相关改革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基于国家审计信息理论和免疫系统理论，以中国278个城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国家审计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审计监督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家审计作为一项外部监督机制，能够改善地区政务、市场、金融和司法环境，进而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在东部地区、规模较小城市以及高政府创新偏好的样本中更明显。研究结论印证了高质量审计监督能够有效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优化城市创业环境、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诊断及完善对策

与国际上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形似而神不似,形备而实不至＂,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一道难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加快企业产权结构调整,规范董事会制度建设,理顺＂新三会＂与＂老三会＂及经理层的关系,严格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基于模糊综合评判的城市消防应急能力评估研究

城市消防应急能力的综合评价是衡量消防工作是否充分有效的重要手段。文章分析影响城市消防应急能力的各种因素,建立消防救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消防应急能力评价模型,最后以佛山市某区为实例,实现数据收集、评价,完成应用示范研究,基于评价结果分析,为提高城市消防应急能力、保障城市安全提出建议和对策。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理论阐释与行动分析

良好的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治理.其目标体系、组织体系、过程体系、制度体系、绩效体系都有别于现行的城市管理.建设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必须对现有的城市管理模式进行大幅度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从表层的组织结构、体制、政策和深层的文化、理念等多方面着手.在理念上确立和体制上保证政府自身首先以可持续发展为行动导向,以有效的"强政府"代替全能的"小政府",推动非政府组织发展,激发和扩大公众参与,创新政策以激励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都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     

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客运发展现状及长效机制设计

农村客运与城市公交一体化实质上是城乡生产和生活同质化和同步化的必要条件和体现。文中通过对珠三角地区城乡一体化客运体系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找出目前珠三角地区城乡客运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管理、企业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了规范政府绩效考核、政府长效机制设计、加大对客运企业扶持、加强安全监管、规范站点管理等措施。     

Be Berlin! Governing the City through Freedom

In this article, I examine how contemporary Berlin is governed,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My points of reference are the term ‘government’ (as employed by Foucault) and the field of governmentality studies (where it is applied empirically). Based on a critical discourse and dispositive analysis of the city's current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I propose that urban governance in Berlin may be analys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ree central dispositives: the dispositive of governing through citizenship; the dispositive of the creative city; and the dispositive of the social city. I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spositives of urban governance, drawing on a number of examples taken from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spac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look specifically at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governance, its subjects and the ways it manifests itself. In conclusion, I suggest that the new forms of governance based on empowerment and cooperation have by no means replaced 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 of governance, but are rather embedded within them.     

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分析

鉴于传统城市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中国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和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数字化城市管理通过改造行政流程,实现了监督权与管理权相分离,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价和社会诚信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该系统,有必要拓展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