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东北三省劳动力市场研究

本文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东北三省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利用1978年～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东北三省的农业生产函数,之后利用计量分析结果估算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并与农村部门的生存水准进行比较,最后再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结果表明,在东北三省当中吉林省接近刘易斯的转折点,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没有到刘易斯的转折点.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及争议

近年来,“民工荒”和劳动力工资上涨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激烈争论。本文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总结为四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既源于判断标准和依据的差异,也受到了不同统计数据的影响。但是,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同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以相当比例存在的这一基本矛盾与刘易斯模型的推论并不相符。本文认为,这个矛盾是由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导致的,并且刘易斯模型并未考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不能直接地以经典的刘易斯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而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新现象亦不能简单地与经典刘易斯理论中的“刘易斯转折点”相对应。需要修正未考虑制度性障碍的二元经济理论,或者消除城乡分割影响以使得中国经验适用于经典理论模型的判断。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几个理论问题

农业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标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是由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决定的,供给量是由劳动力转移后可能获得的净收入决定的,当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过高时,必然会出现一边过剩一边短缺的现象;由于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还远未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让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总体特征和结构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呈现“既过剩,又不足”、短缺与剩余并存的格局。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作为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有利于缓解“刘易斯转折”到来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劳动力问题。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及实现途径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作用,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供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为顺利走上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应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转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     

农产品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的 互动机制及共同原因

本文从金融市场的实际汇率、真实利率水平和劳动力市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等角度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认为通货膨胀通过农民的存粮行为、投资的促进、汇率传导三种机制影响农产品价格水平;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条件下,农产品价格通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渠道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并且影响程度持续上升。本文对这些假说进行了理论分析后使用VAR模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需求面的因素是价格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供给面的因素是农产品价格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程度,提升真实利率和人民币币值以抑制通货膨胀;在供给方面应改进农业的投入和生产模式,把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同时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稳定国内价格水平。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分析,归纳了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八大特征:农产品供求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阶段,各种费用普遍上涨;农产品进入高价格阶段,影响价格的因素复杂化;农村劳动力有限过剩、结构性短缺;农业经营方式组织化、规模化凸现;农业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增收动力由单引擎转为双引擎;制度性安排由被动调整转为主动设计,更加注重民生与公平。在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仅呈现出新趋势,也面临着新挑战;为应对挑战,本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三个疑问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编者注     

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

本文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理论,验证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为台湾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此后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台湾地区采取针对性政策,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短缺,实现了台湾经济的顺利转型。祖国大陆东部地区目前的发展状况类似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台湾,已逼近刘易斯转折点,可借鉴台湾经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相对落后,距离刘易斯转折点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应抓住东部逼近转折点的时机,实现从东部到中西部的产业转移。     

刘易斯转折期的通胀及其治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验及启示

从近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已步入刘易斯转折期。国际经验表明,刘易斯转折期内,部分国家的CPI均值上升,但高通胀并不必然出现;同时通胀也表现出一些阶段性特征,包括CPI与PPI持续背离,服务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涨幅高于其它产品等。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刘易斯转折期通胀治理的经验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在应对通胀时,要适当提高通货膨胀容忍度,要不断完善价格调控的法律法规和行政体系,同时应注重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注重以结构性政策应对特定因素引发的通胀。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农民问题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调整农民就业结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是解决农民问题并最终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农业和农村内部,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和城市人口密集地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高附加值的名特优新农产品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应当围绕中心工作,帮助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帮助农业生产向高价值产品转移,实现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期目标。     

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的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比仍显缓慢,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足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型城镇化可有效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受教育水平、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因此,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力度,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     

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以大冶市为例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当前,农村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农民收入问题.增收难、速度慢、增幅小,长期困扰农村发展,影响农民生活.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等办法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