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通过运用1981—2008年的实际数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对我国外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互为格朗杰原因,外包贸易的进口促进了我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大我国外包贸易的进口。外包贸易出口的增加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外包贸易的出口。     

服务业开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292个城市为样本,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政策效应及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能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继续提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鼓励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大力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美国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分析

背 景 (一)美国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界定 美国公司内部贸易由美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及设在美国的外国跨国公司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贸易两部分组成。美国公司内部贸易的出口主要由美国跨国公司完成,而公司内部进口的主体主要为外国跨国公司。美国跨国公司的公司内部贸易主要与其海外子公司在制造业领域的加工、制造、生产有关,而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公司内部贸易主要与营销、分销有关。     

贸易伙伴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基于I2C、NI2P、NI2E和E2C、E2P细分贸易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借鉴国外学者最新贸易划分方式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伙伴国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所有类型的贸易中,并非所有类型的贸易增长都能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其中E2P贸易和NI2P贸易未起到带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这与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发达贸易伙伴并未完全起到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其细分贸易中的E2P贸易和NI2P贸易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不发达贸易伙伴国的NI2E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论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通货膨胀率与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为考察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从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估计出物流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考察影响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和通货膨胀率对物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更低的通货膨胀率有利于提高物流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时变参数分析

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贸易和金融内生化的生产率增长模型,并以1952-2006年的样本数据为基础,运用变参数分析方法就对外贸易和金融深化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出口贸易却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以经济货币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以经济金融化指标度量的金融深化同样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预期却得不到经验证明。文章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兵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新疆兵团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发展作用机理视角,选取新疆兵团2001-2015年的有关数据,利用DEA-Malmquist的指数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采用VAR模型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支持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说明:新疆兵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支持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农业金融和农业全要素之间存在单向的互动关系;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均表明农业全要素和农业金融之间存在较弱的互动关系。提出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供给水平,完善农村金融的市场监管,提高金融效率。以提高兵团农村金融的发展。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文章基于201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企业运营低效率和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是产生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和ESG水平的提升会帮助制造业企业尽早摆脱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区间。文章对于破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之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