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90-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影响一个国家居民储蓄率的因素有很多,比如GDP、投资量、劳动量、居民消费水平、通货膨胀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一国居民储蓄率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阶段是有差别的.居民的高储蓄率一直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特征,...     

消费信贷降低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效果验证

本文从实证角度探讨分析消费信贷对扩大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的作用效果问题。利用2004—2011年我国各省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量对居民储蓄率决定因素的实证检验显示:消费信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高储蓄率水平。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消费信贷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储蓄率将会下降0.039个百分点。但消费信贷的作用仅在于降低储蓄率过快上升的趋势,其影响居民储蓄率的效果还存在诸多限制。     

储蓄率过高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及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持续增长,且居高不下,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分析了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并对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

本文利用1992年-2007年的三部门储蓄率建立回归模型做实证分析,得出我国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仅是因为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对最终消费率同样有很大反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是致使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性支付、增加公共消费、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等措施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     

居民储蓄率与金融风险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独特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于银行体系从而高储蓄率的依赖。因而,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其波动趋势并在宏观调控层面予以关注、监控就应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中美两国可比居民储蓄率的计量:1992-2001

储蓄率是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居民储蓄率。然而,目前中国国内使用的所有储蓄率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国际惯用的储蓄率在计量方法和统计口径上不一致,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当前的储蓄率是不可比的。本文首次使用美国NIPAs中的储蓄率计量方法和口径,重新测算了中国1992—2001年十年间的居民储蓄率,并对相应年份的美国储蓄率作适当调整,得到了目前中美最为可比的居民储蓄率。结果表明:第一,1992—2001年中美两国平均居民储蓄率的差异由25.60%降至15.87%,降低9.73个百分点,中美两国储蓄率之间并不存在普遍认为的高达30%的差异。第二,1992—2001年中国平均居民储蓄率由29.32%降至22.69%,其中,2000年和2001年的储蓄率甚至低于20%。因此,本文认为,再用30%—40%这样异常高的数据来表示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是不合适的。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

利用1992--2007年的三部门储蓄率建立回归模型作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不仅仅是因为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对最终消费率同样有很大反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高是致使消费率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加大政府转移性支付、增加公共消费、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等措施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促进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     

中国城市化与居民储蓄研究

本文利用1992年-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研究,力求在居民储蓄率、城市化程度的测量两个方面体现出新意.本文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化的程度有所高估.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储蓄率受影响较大,进而影响全国国民储蓄和投资,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速.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这种影响将逐渐削弱.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某国有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居民收入、消费、储蓄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为依据,通过对未来北京市居民年龄结构的演进分析及相关年龄组人群的消费结构分析等,推导出了居民储蓄率相对于年龄结构的M型变化图,并推论出:北京市居民在2020年以前,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态势,2020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的负面影响将会显现,北京市居民储蓄率将开始下降,并定量地估算了从2005年到2050年北京市居民储蓄率各年的上升和下降幅度。     

中国居民储蓄率真的过高吗?——事实与原因的综述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抨击提醒我们认清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的重要性。不同的计量方法下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差异表明研究成果只有在使用同样的定义、同样的度量方法和类似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在对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和原因的分析中,高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随着资金流量表数据的丰富,储蓄结构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实证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对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下判断。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中国高储蓄率部门特征、成因及对策

对中国总储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逐年降低,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的不断上升。基于1992-2005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统计数据,本文从部门可支配收入和边际储蓄倾向角度,对我国居民、企业及政府三部门的储蓄率变化进行剖析,同时,建立计量模型对问题的变化原因做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比例,实施减税降负、促进消费的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企业对劳动者支付水平等。     

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超额货币发行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高储蓄率高货币化低消费率并存的现象,本文选取2000年-2011年的季度数据,使用GMM方法测算我国预防性储蓄动机参数,并基于Dynan预防性储蓄模型验证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存在性.在验证预防性储蓄动机存在的基础上,从货币理论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验证了超额货币现象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居民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与我国超额货币发行之间较强的关系,为了减小其负面效应,相关制度需要做出改变.     

耐用消费品与储蓄

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多年,但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心问题就是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较高。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国内外都有相关研究分析导致中国储蓄率过高的原因。本文在标准的Ram sey模型中引入耐用品消费来试图估算出中国的最优储蓄率,给出评判我国储蓄率高低的标准。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模拟,我们得到此时的最优消费率和储蓄率,耐用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给出的结论可以很好地理解我国现阶段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与中国居民储蓄

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分析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劳动要素报酬、老人赡养比、儿童抚养比与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劳动要素报酬高速增长、老人赡养比上升以及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乡差异视角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城乡差异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较明显的城乡差别,而在中部地区则没有体现。     

我国居民储蓄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让美国人躺在虚拟经济泡沫上做着不劳而获的美梦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人将其巨额的贸易赤字归罪于其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在人民币汇率上施压.但笔者认为这是不客观的,美国的低储蓄率要为其逆差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人向全世界借贷以支撑其奢侈的消费,个人储蓄率甚至降到了负值,储蓄投资的缺口必然带来进出口的缺口.因此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同消同涨的.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储蓄投资的失衡会带来贸易的失衡(以美国为例),再建立模型从反面证明贸易及投资的变动同样对储蓄有着很深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高额的外汇储备以及高居民储蓄率谈谈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