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金融风险启示 专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林勇明

温州民间金融的沉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未来的改革应总结过往得失,针对民间金融的特点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回顾温州民间金融在过去近30年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温州民间金融在政府规制与民间反规制的"较量"中几经沉浮,民间金融的正规化之路走得十分艰难。这其中,既有监管部门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对民间金融采取过分管制的     

我国资本自由化的政策选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资本管制制度逐渐显出其弊端,对国家金融发展越来越起到制约作用,一些国家陆续放弃资本管制制度,走向金融一体化道路.人们对资本管制越发持怀疑态度,资本管制带来的微弱成效是以资本管制巨大成本换来的,在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以坚定的资本管制和监管有效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这又为资本管制的赞同者增加了筹码.然而有学者指出那些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本身其国内金融体系薄弱,偏向实行资本管制,而资本管制本身并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只有宏观经济改革才是长久之计.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管制与绩效分析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管制的无处不在。对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管制的内容和管制绩效进行详尽地分析，可以得出放松管制，走市场道路是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唯一出路。     

政府规制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从19世纪中叶英、美等国政府对铁路行业的规制到现在,政府规制实践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相对于实践来说,政府规制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滞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府规制理论逐渐成熟起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中代表的有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放松规制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等。     

政府行为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分析

风险投资的发展内生于经济发展,其自身具有内生行为规制,但其外部性却需要外部规制对其内生行为规制进行保护和维持。政府在风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外部规制的作用,应当对风险投资的发展发挥合理的干预机制,以及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即在风险投资的内生行为规制基础上,政府的外部行为规制应保护以及维持风险投资的内生行为规制。本文在分析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投资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缺位"、"越位"以及风险投资的内生行为规制的作用和缺失,并提出在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政府干预只能是提供总原则,而不是干预具体事务,同时要在风险投资发展与政策约束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     

我国社会性规制的问题及对策

政府规制包括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同时,社会性规制虽然个别时候或许有些结构调整,但整体上一直呈加强趋势。我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需要社会性规制来解决的环境破坏问题、安全生产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几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本文首先通过回顾西方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对我国社会性规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社会性规制的对策建议。     

公司法的比例性规制——保障公司发展权的另一种思路

在以往的研究中，谈及公司内部规制时就极大地扩张自治的范畴，涉及公司外部规制时就极大地扩张公共权力的范畴，形成一种矛盾的规制状态——内部无限放权与外部无限压抑。此种矛盾的规制状态使《公司法》缺乏主导的价值旋律： 法官在处理疑案时，常常失语于不知道该采取“强制的立场”抑或“自由的立场”，这使公司法成为一部“很难”的法律。实际上，无论自治还是管制都是促进公司发展的手段，“促进公司发展”才应是公司法的目标。促进公司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立场”的选择，而在于刚性与弹性、强制性与任意性的比例的调配，《公司法》修改需要通过比例性规制保障公司发展权。具体而言，规制的前提是合目的性，在保障公司发展权的前提下，实现差异性规制及动态规制；公司外部规制要符合适当性原则，即对公司外部规制进行减负与转型；公司内部规制应符合必要性原则，即对公司内部规制进行增效与强化；公司法改革要遵守均衡性原则，保障公司内部规制与外部规制的平衡，并寻求《公司法》与临近法律部门的制度联动。     

规制与经济学理论

英国公法大家奥格斯所著《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一书,是行政法、法和经济学等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作者在序言里就提出,如今的传统公法和行政法的研究范式已经难以对有关产业和商业行为规制提供充分的解释。政府公权力对市场、社会等的规制,究竟有着怎样的界限?这是所谓"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以后一大难题。进入20世纪以后,所谓"警察与邮递员"构成的行政权力早已无法面对和解     

激励规制理论与商业银行监管

激励规制理论认为，消除规制与被规制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关键是激励规制制度的建立要使两者的目标尽可能保持一致。激励规制理论中的事先承诺制在我国银行监管中的引入就较好地符合了这一要求，从而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价格竞争规制的国际比较研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放开了价格管制,价格竞争便逐渐成为企业选择的主要竞争手段。然而,随着价格竞争消极作用的凸显,对价格竞争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日渐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认可。但是如何有效规制价格竞争,则成为了一个困扰人们的难题。规制不当,不仅可能会了无成效,甚至可能会加剧对市场竞争的损害。我国作为一个没有竞争法传统的国家,借鉴域外立法和实践的宝贵经验便成了不二的选择。但即便如此,我国的价格竞争规制仍然面临自身独特的问题和困境。本文拟通过国际比较研究等方法探索价格竞争规制难题的解决进路和相关制度的完善路径。     

论政府干预市场和管制价格的边界——一则“观众诉影院侵犯选择权案”的经济学阐释

消费者投诉商家"侵犯其选择权"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了消费者对政府干预的期盼,直接表现为对政府管制市场价格的渴望.理论分析表明,政府以提供"禁止"之类"有益品"(merit goods)的方式来纠正人们不舍理的偏好进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商家的行规戒律并非"不含理偏好",不属于政府干预或管制的范围.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让价格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的价格管制边界应严格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如对垄断企业的价格及非垄断企业的卡特尔定价行为等进行管制.     

论生态环境规制改革

一、现代规制理论的发展及其评价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弊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多地采取了法制、行政规章等各种手段,按照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客观要求,对大型公用企业、厂商实行规制①。在规制理论和规制实践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政府规制采取了许多不同形式,如制定标准、发布禁令、许可、反托拉斯政策等等,并以多种方式影响到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任何单一的一种理论要解释政府规制为何产生以及它的主要效果,都显得很不充分。也正因如此,在西方的政府规制研究中,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应用了不同的理论来进行分…     

自然垄断及规制理论研究

作为受到规制部门规制的自然垄断产业,对其自然垄断性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平均成本下降所形成的规模经济是自然垄断的成因,然而这一认识并不全面,当代经济学把自然垄断定义在范围经济和成本劣加性基础上。同时,与自然垄断产业相关的规制理论也经历了不断变迁的过程,本文对自然垄断产业从规制必要性和规制变革两个角度进行了梳理。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探索北大核心

本文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与特点,指出了现行汇率制度存在的缺陷,说明在我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重新选择汇率制度的必然性,并对我国汇率制度选择路径进行了分析。指出从短期来看,"不可能三角理论"揭示了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是维持汇率的稳定;从中长期来看,资本项目开放是大势所趋,汇率目标区是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比较适合的汇率制度,也符合中国渐进式的发展改革道路;最后本文进一步从中心汇率和波动区间的确定、汇率干预等方面提出了实施汇率目标区的具体设想。     

环境规制促进还是抑制了技术创新?——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本文以我国2000～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的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政府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和邻地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整体上呈现出正"U"型,即政府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但在长期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第二,市场化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在本地表现出倒"U"型,而在邻地的市场化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效应的大小跟空间属性有关;第三,整体来看,2000～2006年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时不存在策略性博弈。2007年以后,政府型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显著为正"U"型,市场化环境规制在本地和邻地的影响皆为倒"U"型,这说明区域环境规制的竞争形态逐渐向"逐顶竞争"方向转变。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府规制变迁

政府规制是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纠正市场失灵而规范市场主体活动的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因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而具有广泛正外部效应的特殊市场主体,如何规范并推动其发展,是政府规制的重要议题。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政府规制需求虽一直存在,但规制供给并非始终充足：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规制呈现逐步加强趋势,经历了规制缺失阶段、规制滞后阶段,目前处于规制强化阶段。在这一规制变迁中,既可以看到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到政府对其认识、态度和举措的演变过程。     

我国农村金融政府规制研究

本文对在现有金融框架下进行农村金融体系优化的思路表示怀疑，运用农村金融市场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哈耶克局部知识范式和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政府规制进行分析。揭示农村金融政府规制改革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及核心环节，提出我国农村金融政府规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从产品创新迈向产品工厂——黎江先生谈放松管制与金融创新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做了新一轮的改革。对于这一轮的改革,人们把它称之为"放松管制"。在"放松管制"的环境下,银行放松了对利率、产品、渠道、地域等的限制,使得构成银行产品的许多核心要素发生了变化,它要求银行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把银行变成新产品的制造工厂。金融信息化咨询专家黎江先生在谈到放松管制与金融创新时指出——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打不死"的非正规金融,越是打压,规模越大。这一管制悖论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菲律宾等)为了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瓶颈"状况,降低农村金融风险,一方面取缔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另一方面强迫正规金融组织加强对农村的资金供给。但事与愿违,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正规金融组织也并未如政府所料,缓解农村地区的资金"瓶颈"状况,反而加重了农村经济的"贫血";广大中小农户和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不仅依旧,反而贷款流入了那些资金并不缺乏的人手中(Aleem,1990)。这带给我们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政府为何管制农村非正规金融?二是政府的管制政策为何失效?三是正确的管制政策又该如何设计?     

IASB“费率管制活动”准则的最新发展及影响分析

2013年4月,IASB发布了征求意见稿"管制递延账户",翻开了费率管制活动准则制定的新篇章。本文在回顾IASB"费率管制活动"准则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新征求意见稿及其影响进行了解读,最后提出了对我国相关准则制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