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血”还是“造血”: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扶贫

在公司治理中嵌入党的元素,既是我国公司治理中的特色,也对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以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表明:(1)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有效促进企业履行扶贫社会责任,且相对于“输血式”扶贫,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程度越高对“造血式”扶贫的积极影响越大。(2)党建质量越高,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的主营业务为农业时,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造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部分替代作用,对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输血式”扶贫的关系起到了强化作用;在区域红色文化浓厚的情境中,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造血式”扶贫的影响更显著。(3)机制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通过影响企业注意力的分配而对企业扶贫社会责任产生作用;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能够使企业更积极地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重点和方向;此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对企业扶贫的影响存在产权性质的差异。文章提供了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经验证据,对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推动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     

后现代社会的科技治理：内涵、原理与理论指向

科技治理是一个被学界和实践者广泛使用的术语，用以区别于传统科技管理模式。然而，受制于“治理”的观点分野，科技治理的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各理论构件呈现冲突性、碎片化特点。通过对我国科技建制历史的回溯发现，科技治理发轫于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活动特征变化所衍生的治理需求，体现了科技创新从“建制”到“解构”的历史趋势。因此，在“解构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将前沿治理理论与科技创新实践有机结合，从多个维度对科技治理进行阐释，指出科技治理以行动者网络作为行动结构，以后现代话语作为对话形式，以合作制组织作为组织形式，以行动主义作为互动形式，以良性、可持续创新生态作为发展目标。研究勾勒出后现代社会科技治理的理论图谱，可为我国未来科技治理改革实践提供方法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调动社会治理参与积极性、创新社会治理形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发展正面临着价值精神性、共益关系性、组织协调性方面的三重问题与挑战。对此，需要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下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为“元治理者“的作用，通过党的强有力的价值引领机制、党组织扎根式服务的工作机制以及“党建—社建”机制的双向嵌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组织共同体的有序发展，促进“人人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创新——兼论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范式

企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微观市场主体,如何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应对和解决突发性社会公共问题,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实践议题、实践主体、实践范式等方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更进一步地,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对为例,深入阐述在特大型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实践参与重大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元范式（基于传统个体型的原子式、基于供应链的价值链式、基于战略联盟的联动式,以及数字化平台经济时代基于平台企业主导的商业生态圈与基于公共治理平台主导的社会生态圈等5种范式）推动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手段与工具优化创新,从而为企业助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责任式创新研究的时空向度透视与知识框架建构

在科技社会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聚焦责任式创新，以2009―2020年WOS和CNKI数据库中879篇文献为样本，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因子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从时间和空间视角探索责任式创新研究的外部特征、热点内容、前沿趋势，并构建该领域知识框架。研究结果表明：①近12年国内外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国内研究热度较低且尚处于初始阶段，国外科研合作网络紧密，积极推动该领域研究发展，同时该领域研究呈现跨学科特征，并逐渐形成学科交叉下的知识流动路径；②研究热点可分为4个方面，即内涵及理论框架构建研究，责任式创新与利益相关者参与研究，责任式创新跨界结合研究，责任式创新方法、实践及评估研究，研究前沿趋势可分为3个方面，即责任式创新与伦理规范研究、责任式创新与新兴技术治理研究、责任式创新的社会嵌入与政治议程研究；③基于因子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构建责任式创新的“情境―理论内涵―干预―机制―结果”CTIMO知识框架。最后，从责任式创新的制度情境、实践及扩散、利益相关者管理、组织层面评估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渐进”还是“激进”？家族涉入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和创新能力是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石，在家族涉入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及创新偏好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基于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探讨家族企业社会责任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将家族传承期中的二代交接作为调节机制，研究其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利用2009-2018年中国家族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给企业创新带来了大量有效资源，对家族企业利用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行为均能起到促进效应。但与开发式创新相比，企业社会责任对利用式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在考虑家族传承这一情景因素后，二代交接导致企业呈现出较为保守的战略导向，其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而对于开发式创新而言，其调节效应恰好相反。从家族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出发，对创新类别进行划分，有助于加深对家族企业创新行为的认识。     

见证国家强盛:一个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的解读

针对现有的责任式创新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情境的讨论缺失和概化性不足等问题,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境异同,提出了由科技引领、增长永续、制度包容、社会满意四个方面构成的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并以中国自"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发展实践为例,分析和总结了责任式创新"中正框架"对中国国家层面的创新实践的意义,并提出相关启示。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十大突出问题

<正>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已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我国目前的基层治理进程仍处于从“管理型和权力型”政府治理模式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过渡的阶段。虽然国家一直通过各种改革、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更新等工作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但由于形式主义、运动式治理等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一些痼疾仍未有效去除。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解析——以人工智能为例

从"责任式创新"这一新兴创新范式切入,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议题,构建了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分析框架(包括技术维、经济维、伦理维和社会维),并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性,从而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高科技资质认定与上市企业创新治理

在我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文章重点考察了政府在构建创新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文章以“科技认定”作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考察了不同经济环境下上市企业的创新活动强度及其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获得“科技认定”后,创新投入强度及其价值相关性均显著提高;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科技认定”对上市企业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文章从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视角揭示了由政府主导的“科技认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理,对建设创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科技创新智库构建与治理机制研究

在国家全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新型智库在国家战略决策咨询，以及政府等主体决策咨询层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作为面向科技前沿领域与科技产业政策研究的新型智库，科技创新智库的价值意义日益凸显。基于对现实情境的回应，有必要对科技创新智库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因此，从概念、构建及治理3个维度对科技创新智库进行理论层面的剖析：首先，从概念层面给予科技创新智库较为清晰的界定；其次，从构建机理及特征等层面进行剖析，提出科技创新智库的结构构建机制与制度构建机制；最后，从治理机理及特征等层面进行分析，提出科技创新智库正式治理机制、非正式治理机制。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京津冀科技园区科技创新与政府协同治理效应研究

推进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成为京津冀三地政府实施协同治理的重要抓手和主要着力点。聚焦三地科技园区协同创新情况，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方法，对2014—2019年京津冀国家级科技园区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进行度量。研究结果显示，2014—2019年京津冀三地国家科技园区的创新协同度与有序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协同创新关系仍不稳定。因此，应破除行政壁垒，构建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与利益共享机制，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形成。     

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阈下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及治理模式分析

从科技管理到创新治理，是新时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在科技政策与科技治理领域的必然要求。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治理模式理论是分析组织性质与治理模式的经典理论。创新研究群体是受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我国基础研究高水平科研创新团队，从交易成本与创新治理视角分析其组织性质、合作网络与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发现，创新研究群体是科研合作网络组织与中间组织，治理模式走向为网络治理。明确创新群体组织性质，并实施网络治理模式，有助于促进研究目标实现与高水平团队培养。     

基于社会资本的科技创新策略——以粤港澳为例

2009年颁布的《珠三角发展纲要》把推进粤港澳区域深度经济整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推动粤港澳经济合作战略重点转移的核心举措之一.本文以近几年颇为学术界认同的解释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变量“社会资本”为研究工具,在对粤港澳区域科技创新现状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培育区域创新网络为核心的区域社会资本是促进粤港澳科技创新发展的首要任务.理论建议是,将区域创新机构离散化;多节点发展区域创新网络:加强区域间企业的纵横关联.实践对策是:促进三地高校等研发机构的科技合作;完善粤港澳科技园与研发机构的合作机制;建立利于创新网络的信任型区域文化;建立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的组织保障.     

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农业科技创新

我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社会系统性工程,以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推动的手段,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但农业科技创新也需要有新的治理模式,传统的以城市政府为中心的单中心治理模式由于其内在的制度性缺陷严重影响了科技长入经济的进程。城市、农村以及各级政府、市场和城乡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打破了单中心制度安排中最高权威单一性的权力格局,由多个相对独立的发展主体构成的治理网络承担起了农业科技创新区域内的管理和服务职责,并显示出一定的优势。应通过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中的合理内核,通过构建一种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     

“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及社会影响

在后学院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更加普遍地与产业界、政府部门相结合，科学种类和性质变得日益庞杂，原有的学院科学家角色逐渐发生分化，形成了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并存及相互转化的发展态势。深入探讨“后学院”语境下科学家角色分化趋势、动因及社会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兴技术时代科技与社会的深度互动，为进一步优化科技治理、推进创新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双边关系质量与合作治理模式:整合分布式创新核心机制的概念模型

分布式创新是近年来技术创新领域的一个前沿主题,已有学者发现企业间双边关系质量对分布式创新结果和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但关于其对分布式创新过程及治理模式的影响仍缺乏机理性认识。从社会网络视角,基于分布式创新机制与合作治理理论,提出了企业间关系质量—分布式创新机制—合作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深入分析分布式创新中双边关系质量对合作治理模式选择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由分布式创新内在机制和合作涉及的技术范围组成的带有中介和调节作用的路径整合模型。总体来说,解释了双边关系质量通过完善分布式创新机制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权合作模式的内在机理,希望通过该模型为后续学者提供一个分析双边关系特征与合作创新之间关系的新思路。     

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及适度法制化发展

科技发展与法律规制存在步伐不匹配性,这为通由伦理学方法解决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提出了制度建构需求。科技伦理由哲学理论学科或概念发展为一种治理机制,源于科技治理体制在科技与社会的持续互动中不断进行制度探索。科技伦理治理以解决伦理困境为目标,对科技伦理的影响进行探寻与反思,为个体行为提供伦理指引。科技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享有不同治理逻辑,二者关系调和是科技治理体系完善的重点。科技伦理治理模式特征体现为适应性治理与软法规制,有必要通过适度法制化路径提升伦理治理效率。适度法制化路径应当坚持两个原则：审慎使用实体权利—义务规范方式规定伦理问题,推动法律通过规范程序方式促进伦理反思;建立法律规则、行政指引与自律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规范体系,完善风险交流机制与伦理共识达成机制,增强伦理原则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