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驱动了企业家精神吗?

基于中国1997—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笔者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检验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驱动效应.研究表明: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有正向效应,考虑到内生性问题亦然;分项指标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负向效应,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正向效应,金融、 法律、 税外负担及政府干预等四大制度环境提升了市场化进程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效应;而地区腐败则逆转了该正向效应,具体体现在其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但该交互作用对创新精神的正向效应整体而言未受影响.     

环境变数、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

企业创业精神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它通过创新、事前因应与风险承担三个方面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企业创业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间的关系会受外在因素所影响,环境变数影响着企业创业精神与经营绩效:环境变数可增强企业创业精神与企业经营绩效间的效果.     

新企业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城市制度环境的实证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运用一项全国创业问卷调查,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创新性进入战略对新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降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法律效力对两者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中介服务机构对两者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权变视角下知识搜索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组织双元性理论,探讨知识搜索平衡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的调节作用。基于苏南地区158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索联合平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在其中起负向调节作用;知识搜索匹配平衡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环境竞争性在其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风险承担、制度环境与企业市场绩效

文章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企业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所起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转型升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市场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转型升级中企业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管理水平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环境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协调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的关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好不同制度环境要素的功效。     

管理者社会联系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网络观,构建了管理者社会联系、企业创新活动与嵌入环境的研究框架。探讨了管理者社会联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创新活动嵌入环境的调节作用联系。应用回归模型对来源于21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联系和政府联系都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环境不确定性会减弱商业联系正向作用,加强政府联系正向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政府联系也更能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会加强政府联系正向作用,但对商业联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无明显调节作用,相比于商业联系,企业规模对政治联系与创新绩效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     

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与创新

本研究将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定义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能否充分发挥企业家潜力,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起到有效管控的程度。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到2020年广东省珠海国家高新区科技园区625家企业的调查数据,从环境适应度的角度分析企业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在外部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中的作用,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于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外部负面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越高,越能够帮助企业抵御冲击,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完善的党建制度引领下以及良好的政府支持政策下,企业家的环境适应度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网络嵌入、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探讨网络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绿色动态能力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的调节作用。运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绿色动态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环境规制、管理者环境注意力均正向调节绿色动态能力与绿色创新间关系。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09-2015年394家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有效研究样本,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考察组织环境特征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与家族企业治理主体个体特征变量--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代际传承会降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水平;②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③二代继承人受教育程度会减弱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负向影响。由此提出,家族企业应将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纳入战略决策考量,并切实加大创新投入,重视对二代继承人多维能力的考察与培养;政府应着力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创新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制与经营等制度环境,提供智力资本与企业家网络平台等支持。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研发投入与研发产出两个方面实证检验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产出看,政治关联都与家族企业创新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好的制度环境则会削弱政治关联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家族企业应该权衡社会情感财富损益及政治关联得失而避免企业战略短期导向,政府则应为家族企业创新及其绩效提升营造良好的金融、法制、经营等制度环境,减少政治寻租空间。     

外层网络资源获取、制度环境与孵化器创新绩效研究

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FGLS计量模型，研究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对孵化器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孵化器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地区总体制度环境对外层网络资源获取能力与孵化器创新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通过对政府治理水平、法制化水平和产品市场发育程度3个方面制度子环境调节作用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地区制度环境调节机制主要体现为对创新激励和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揭示孵化器主观网络支持获取与客观地域制度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孵化器创新绩效，从而为提高孵化器创新绩效拓宽了管理视角。     

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业过程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及正外部性需要政府给予积极支持。基于2007-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地区财政支出和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具有滞后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出规模的滞后效应源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滞后效应，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质量影响的差异较大；同时，创新是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地区财政创业扶持资金应该从规模和结构上进行调整，重点优化有利于创新的支出结构，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     

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在“十四五”及2035年远景目标中将重点关注创新创业，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其中，高层次人才创业是重要抓手。基于创业绩效理论、创业网络理论、自我效能感理论，以自我效能感为中介变量、创业网络关系强度为调节变量，构建政府支持影响高层次人才创业绩效的理论模型。数据样本来源于云南省高创园、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各地商会、历届青年创业省长奖获得者。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对高层次人才的创业生存、成功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的知识内化能力和外向学习信念分别于创业初期、创业成长期在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强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和弱关系创业网络强度分别在创业初期及成长期对政府支持与高层次人才创业生存、成功绩效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数智化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近年来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分析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探讨营商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然后以2009-2018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和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智化转型与应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营商环境在数智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营商环境越优良，数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同时，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在我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效率的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

基于2008—2018年我国内地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模型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结构升级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显著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效率提升,更换指标测度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检验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企业家创业精神可部分抵消要素市场扭曲对产业升级效率的负面效应,而企业家创新精神深受要素市场扭曲的挫伤,未能发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政府及行业以专利为突破口,优化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强要素市场化和营商环境改革,全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网络能力、主动组织遗忘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

基于社会网络和组织行为理论,以高新技术企业高管为调查对象,实证分析了企业网络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以及主动组织遗忘的中介作用与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网络关系管理能力和网络配置能力都对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②主动组织遗忘在网络关系管理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网络配置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③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网络关系管理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而在网络配置能力与前摄式商业模式创新间不存在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