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开拓型制度创业机制研究——以阿里巴巴为例

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通过开创一种从无到有的制度而形成的制度创业即被认为是开拓型制度创业,以阿里巴巴电商模式为典型代表的开拓型制度创业实践对于开拓型制度创业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阿里巴巴为研究对象,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将阿里巴巴制度创业中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3类。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创业约束、所使用的制度创业策略以及所获取的制度创业合法化,构建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机制模型,最终提炼出开拓型制度创业一般机制模型。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制度创业过程研究

以往研究已经指出利益相关者会影响制度创业过程,但缺少对这一影响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的深入阐述。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了将利益相关者纳入制度创业研究的3个理论基础要素——场域、资源和合法性,并从这3个要素出发了阐释了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影响制度创业过程的。研究结论对于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制度创业者如何借助相关策略获取资源和合法性具有一定理论启示意义。     

创业美德的多层次形成及作用机制

从创业团队层面的情景因素出发,将伦理管理融入团队管理,提出了用以衡量和评价创业团队伦理氛围的概念——创业美德。基于初创企业"四方位模型",从创业个体、创业组织、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的视角出发,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创业美德的本质、结构、问题和挑战为主要研究问题,提出了创业美德的多层次形成及作用机制模型,阐述了该研究架构的理论依据和需要验证的假设命题,以期为研究创业美德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形成具体可行的研究思路。     

产业集群与创业动态关系研究

以现有产业集群的动态发展、知识溢出和创业研究为背景,基于创业作为新知识转化和利用机制的观点,对创业类型进行了进一步划分—开拓型创业和模仿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调研情况,以安吉竹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基于动态视角将产业集群发展阶段与创业类型联系起来,分析了两种创业类型对知识转化及产业集群阶段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不同作用,并对制度安排提出了建议。     

制度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如何驱动不同模式创业

创新创业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组态视角，整合管制、认知和规范3个制度环境层面前因条件，以及能力感知、机会识别和失败恐惧3个创业认知层面前因条件，以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库中的5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影响不同创业模式的多重并发条件与因果复杂机制、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创业模式差异及创业模式演化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生存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制度环境缺失的能力驱动型模式、规范制度主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和制度环境缺失的风险承担型模式3种。第二，机会型创业驱动机制可划分为规范制度缺失的创业认知型模式、规范制度引导的机会识别型模式、认知制度支持的创业认知型模式和管制制度保障的能力机会型模式4种。其中，机会识别是驱动机会型创业的关键条件，管制、认知和规范三维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可以推动高机会识别群体选择机会型创业。第三，要素驱动型经济体以生存型创业为主，部分国家推动机会型创业；效率驱动型经济体同时发展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创新驱动型经济体高度重视机会型创业。在此基础上，构建路径选择—模式演化—经济体转型研究框架，为推动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演化进而向创新驱动型经济体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社会创业绩效评价中的平衡计分卡——系统动力学视角的分析

随着第三部门的发展及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社会创业的研究与实践正在快速增长,特别是社会创业绩效评价工作逐渐受到关注.平衡计分卡作为研究与实践最频繁的工具,在应用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创业的特点.首先构建了由学习与发展、内部流程、利益相关者及财务可持续性四个方面所组成的整体结构模型,然后利用平衡计分卡与系统动力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创业绩效评价工作体系指标间的复杂动态因果关系链,从系统动力反馈关系模型和特殊反馈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创业关键绩效指标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明确了不同维度在实现绩效目标过程里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社会创业绩效评价工作应用平衡计分卡的对策与建议.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驱动社会创业——基于效率驱动型国家的QCA研究

社会创业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如何驱动社会创业尚未有定论。以23个效率驱动型国家为研究样本,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5个前因条件,应用QCA方法,探讨了影响国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并发因素与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①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两条路径,即政策-规范-价值观型和规范-价值观-教育型。第一条路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是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②非正式制度在影响人们社会创业选择时具有重要作用,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式制度;③政府政策与创业教育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即当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观水平较高时,只要拥有完善的政府政策,或者良好的创业教育,就能驱动形成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④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4条路径,且与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论创业活动研究的三个层次及其作用机制

伴随着创业活动的日趋频繁和普遍,对创业活动的研究已经成为近期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在结合前人对创业活动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炼出创业活动研究的三个层次,并初步构建出创业活动三个层次中各个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     

企业家制度创业行为过程——基于吉利与绿源的案例分析

以吉利汽车和绿源电动车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企业家的制度创业行为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制度创业行为过程包括构建变革使命、宣传变革使命、动员资源建立联盟以实施变革;在此过程中,企业家运用不同策略实现各环节的活动,最终达到制度创业的目标。     

转型经济下中国国有企业的制度创业——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例的案例研究

对国家开发银行在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制度创业进行了案例分析,构建了转型经济下国有企业制度创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和策略选择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研究发现:当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制度创业时,交易成本、创业者特质、功能压力、社会政治压力以及边界错位对制度创业的动机有正向作用;新兴场域中的网络边缘位置、边界桥接和边界错位对制度创业的机会发现有正向作用;合作策略和蓝海战略对制度创业的经济结果有正向作用;合作策略、蓝海战略、政治策略和理论化策略对制度变迁有正向影响;合作策略和政治策略对制度创业的外部性有正向影响。     

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

综合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为什么日本是一个“创业真空”国度

日本的创新水平处于全球前列，而日本社会创业的比例却很低，被称为“创业真空”国家。作为创业领域非常重要的概念和变量，一个国家新生创业者比例对于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使用全球创业观察2014年的数据，采用个人层面是否为新生创业者和创业意愿作为主要因变量，分析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个人成为新生创业者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层面单一因素，如文化上的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对新生创业者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则会影响个人是否成为新生创业者。在加入年龄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三者之间的交互项显著。这说明日本低创业率不仅仅是单方面因素导致的，而更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规避以及老龄化三者之间共同影响的结果。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日本创业现状以及制定促进创业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创业活动驱动机制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利用fsQCA方法,以22个经济体为样本分析个体、制度环境以及文化层面的5个条件联动匹配对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机会感知、失败恐惧感、制度环境以及人文导向文化维度无法单独构成高或者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第二,高社会创业活跃度路径有3种：高人文导向下的环境—能力型、低人文导向下的环境拉动型与环境推拉型。第三,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产生路径有两种：低人文导向及拉动型制度环境缺失条件下,与其它要素联动匹配;高人文导向文化、低机会感知以及低失败恐惧感条件下,与不同类型制度环境联动匹配。第四,社会创业活跃度影响路径具有非对称性。     

中国网络创业的发展轨迹及趋势研究

作为一种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资源整合方式,网络创业具有虚拟性、创新性、成长的快速性和创业者的年轻化等特征,其发展在过去15年中依次经历了兴起前的技术准备、起步、崛起、调整和转型、网店兴起、以及普及6个阶段。当前,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促使下,网络创业观念日益增强,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政策环境愈加宽松,大学生日益成为重要生力军,关于网络创业的理论研究越来越深入。     

我国城市创业成本指数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

创业成本是影响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城市创业成本的量化研究却很少。本文从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两个方面将创业成本划分为生活成本、环境成本、融资成本、运营成本、研发成本和失败成本六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城市创业成本指数,选取了我国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10个城市进行了2012-2016年创业成本指数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10个样本城市中,深圳的创业成本一直居于较高水平,北京、上海近五年创业成本总体呈上升趋势,长沙、成都的创业成本呈下降趋势,重庆的创业成本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创业成本中的显性成本相对较高,但隐性成本则相对较低。     

大学生创业的动态考察与思索——以北京市为例

近三年的连续调查表明,北京高校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比例不高,创业大学生的经营状况也比较困难,没成为我国创业型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大学生创业率较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大学生创业意识薄弱,具有生存型创业意愿的分别占43.9％、45.8％、42.9％,宁可失业也不选择创业的占32.2％、20.6％、25.7％;二是大学生创业能力不足,90％的大学生不具备足够的创业能力;三是创业环境较差.应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推进大学生创业,大学生要提高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高校要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加大宣传,扩大创业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政府要形成尊重创业的社会氛囤,建立创业基金,成立专业化服务机构,深化户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制定优惠政策,优化创业环境,以推动我国大学生创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