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在构建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指数及测度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上市企业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面临高融资约束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效率显著高于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并且融资约束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支持了高新技术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升会促进研发效率提高的理论观点。     

内部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本文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实证得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这种积极影响,部分经由融资约束得以实现,即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内部控制、管理层能力与融资约束

基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管理层能力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选取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管理层能力对其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管理层能力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管理层能力较高的公司,内部控制能更多的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在管理层能力较高的上市公司中,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较显著。     

管理层能力、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

基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立的过程中,管理层能力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本文选取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管理层能力对其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管理层能力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管理层能力较高的公司,内部控制能更多的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同时相比而言,在管理层能力较高的上市公司中,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相对较显著。     

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文章基于世界银行的投资环境大型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企双重身份的企业高管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消极影响,并且强化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而那些旨在帮助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所占比例和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质量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并未强化抑或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消极影响。(2)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的中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理解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增长之间关系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分析师跟踪、内控有效性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基于2009-2017年创业板31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从发明专利产出视角，探究分析师跟踪、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显示，分析师跟踪人数显著提升了企业发明专利产出，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分析师跟踪人数与企业发明专利产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有效配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促进效应，且该效应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更为显著。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     

研发融资约束、融资结构偏向性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运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融资结构偏向差异能否通过缓解企业创新研发投资融资约束以促进创新投资问题。结果表明,现阶段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仍主要依赖于内部现金流,民营企业和新兴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企业。直接融资比例上升可以显著缓解民营企业和新兴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提高其研发投资及效率,而国有企业和传统制造业企业对此并不敏感。融资结构向直接融资方式转换存在最优融资结构边界,当直接融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继续增加反而会抑制企业创新投资。     

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研究

以2005-2016年我国上市国际化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融资约束、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国际化经营企业创新投入强度影响不显著,在全样本和高融资约束组中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创新投入具有中介作用,能显著提升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且有迟滞性;国际化程度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在全样本组中与企业价值呈U型关系;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有效汇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国际化经营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而企业规模则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有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产融结合类型、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

基于内设型、合作型两种产融结合类型,以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7年数据为样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讨不同产融结合类型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深入分析二者对研发投资与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于合作型产融结合,内设型产融结合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显著强化产融结合对研发投资的支持程度;内设型产融结合能有效调节研发投资的创新产出,更注重引导企业突破性创新,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商业价值,并且内设型产融结合多元化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作用。最后,提出企业应发展内设型产融结合,注重金融子公司发展模式多元化,提升突破性创新能力,促进研发创新成果商业化、市场化等建议。     

社会创新导向的企业（SIOE）研发投入绩效研究：双重绩效差异在哪里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旨在运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创新,作为企业创新发展新机遇,但在研发投入中如何处理好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关系,却面临两难选择。将社会创新融入企业可持续发展中,聚焦社会创新导向企业（SocialInnovation-OrientedEnterprise,下文简称SIOE）的研发为企业发展提供新机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7数据,探讨SIOE研发对双重绩效（社会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影响,分析绩效差异性形成原因。研究结果显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有即时效应且持续显著,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效应,滞后期为1;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政策差异,研究发现,仅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推动作用得到证实,西部地区SIOE研发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没有得到实证支持,但西部地区SIOE研发投入对社会绩效有滞后性影响。而且上述差异与企业年龄和企业成长性有关;SIOE研发投入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平衡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而且与参照的时间点有关。     

企业创新与杠杆率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创新效率视角

基于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7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研发效率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企业创新效率与杠杆率调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调整效应上，高研发效率与高专利产出有利于企业向下调整杠杆率，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不会改变这种杠杆调整效应，但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国有企业调整效应更为显著；在加速效应上，随着研发效率提高、专利产出增加，杠杆率下降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对研发效率加速效应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专利产出加速效应更敏感。     

补贴介入下军工企业研发助力的“迷失”

研发投入与财政补贴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选取我国军工上市企业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我国军工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滞后性推动作用;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有所“迷失”。研究结论为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活动影响企业成长提供了新证据,为研究军工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经济后果及如何适应军民融合进程拓展了新视角。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在对制度环境、股权制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359家深市上市企业在2008—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股权制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部驱动力在该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股权制衡正向调节内部驱动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高股权制衡度能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低股权制衡度对企业R&D投入增加、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针对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构等给出对策建议。     

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促进了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吗

基于2007—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上市公司跨境并购数据，实证分析跨境并购与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关系，并整合制度观点，分析产权异质性和东道国（地区）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跨境并购整合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稳健；第二，基于产权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跨境并购规模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正向影响仅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第三，基于东道国（地区）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当东道国（地区）为发达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规模和跨境并购股权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东道国（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时，跨境并购对并购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丰富了现有理论成果，对中国工业企业跨境并购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