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文化、腐败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目前,关于企业创新投资决策的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研究较少。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地区腐败在影响企业创新投入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相对于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受重商文化影响较强地区的上市公司创新投入水平更高,且这一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同时,受腐败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影响,重商文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腐败程度较低的地区更显著。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企业家冒险倾向、区域冒险精神与企业创新——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企业家个人特质影响企业决策行为和决策结果，且其作用发挥受情境因素的制约。基于高阶理论，构建区域冒险精神的调节下，企业家冒险倾向通过创新投入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理论模型。以2014—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果发现：企业家冒险倾向对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投入能够促进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在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冒险精神对企业家冒险倾向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结论揭示了企业内外部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拓展了企业创新前置影响因素研究。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以2007—2021年中国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负向影响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投入和资产不可逆程度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则发挥遮掩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于中西部地区农业企业，对大型企业相对较弱，较高的股权制衡度和创新投入水平能够缓解这种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为有效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出意见建议。     

企业腐败文化与逃税行为

本文基于2008—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企业腐败文化对其逃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腐败文化对企业逃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腐败文化越浓厚,企业逃税行为越严重。相较国有企业,腐败文化对民营企业逃税行为的影响更明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腐败文化对其逃税行为的影响也越显著。机制研究显示,在腐败文化的驱使下,公司会通过向税务征管人员行贿形成征纳合谋,以实施逃税活动。最后,金税三期工程自然实验的结果表明,强化税收征管总体上可以有效减少企业逃税行为,但对于腐败文化严重的企业则收效不大。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机会响应与企业创新效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企业治理能力与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采用“结构—响应—效率”研究范式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机会响应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董事会非正式层级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机会响应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结论有助于打开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的“黑箱”,深化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影响机制研究,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提供实践启示。     

外地CEO与企业创新投入:文化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基于地方依赖理论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学习效应"假说,本文实证检验了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地CEO会促进企业创新投入,较低的CEO原生地风险文化偏好和较好的CEO企业所在地创新文化环境均会加强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而CEO的多元文化经历则会削弱外地CEO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风险偏好和较强的创新意识是外地CEO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两条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外地CEO在提升企业价值、抑制企业社会资本维护支出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为市场监管部门引导上市公司主动披露高管原生地等个性化信息、上市公司不断创新选人用人机制和战略重视企业内外部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提供了管理启示。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关系契约理论视角

创新既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关键行动,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董事会作为战略决策机构与治理核心,其内部运作机制必然会影响企业创新水平。基于关系契约理论,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实证研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越清晰,企业创新水平越高,而当股权集中度较高、CEO处于非正式层级最高位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创新间的正相关关系会被削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区分创新类型后,相比于策略性创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更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实质性创新水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能够提升企业价值。结论基于新的研究视角从微观动态交互层面理解董事会结构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对企业加强董事会建设、提升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会降低公司税收规避程度吗?

企业文化是公司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的内部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中华老字号企业,中华老字号企业具有更低的税收规避程度,这表明中华老字号深受其独特企业文化的影响,具有更低的避税意愿。机制检验表明,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通过提升管理者社会道德意识及削弱管理者风险偏好两个机制影响公司税收规避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华老字号企业文化与公司税收规避行为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高管内部晋升、媒体关注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本文通过考察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司税收规避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企业文化与税收规避等领域的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阐明了一个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机制,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Baker et al.(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上市公司的创新数据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企业投资活动的已有结论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影响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此外,这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活动的关系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

影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文化的创新等方面。企业制度创新是影响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企业制度决定企业机制,机制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竞争力决定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创新对企业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文化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市场效应与羊群效应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创新及其经济后果极为重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并以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为分析路径,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政府治理水平通过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其中市场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政府治理对企业创新投资羊群行为及企业创新绩效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国企混改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机制:政府干预效应还是代理效应

探讨混合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非国有股权比例对于企业创新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不同混合所有权方式对国有企业创新投资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外资+国有以及外资+民营+国有的混合所有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而混合股权结构中只有民营股东时,非国有股权比例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政府干预效应,代理效应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主导机制,即经理人观对国企创新问题的解释力更强。     

REGIONAL ANTI‐CORRUPTION EFFORT,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 INNOVATION EFFORT: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local anti‐corruption effort moderate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using data from 2,587 Chinese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cal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Firm characteristics (i.e., firm size and firm age) also show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enterprises’ private R&D investment; larger and older enterpris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partners, and thus are able to reduce their degree of reliance on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government funding.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transparent and fai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activities.     

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突破传统的宏观效应研究，从微观视角考察了反腐败行动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反腐败行动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随着地区反腐败力度的增加，企业R&D投资强度得到显著提升。相对于国有企业，反腐败对民营企业R&D投资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相对于政府管制行业，反腐败对自由竞争企业R&D投资的积极作用表现更充分。从企业层面拓展了对腐败经济后果的理论认知，也从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社会存在的“反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的谬论。     

Mercantile cult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mercantile culture in corporation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culture. Using a sample of listed firms located in areas with cultural origin in China, we show that mercantile cultur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Higher level of marketization with better legal environment and less market distortion strengthen the association of cult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Furthermore, much more internal resource slack also helps to real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mercantile culture on firm R&D activities. We conclude that regional culture,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makes a difference in corporate innovation decisions.     

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市场化水平及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如何选择合适的创新策略,是企业管理者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以市场化水平和内部控制为调节变量,基于2014—2017年中证高新技术企业指数成分股数据,研究CEO权力强度与企业双元创新投入决策关系,结果发现：CEO权力强度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结构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抑制效应更显著,所有制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相较于探索式创新投入,市场化水平对CEO权力强度与利用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利用式创新投入,内部控制对CEO权力强度与探索式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结论拓展了CEO权力与双元创新研究领域,可为企业利用CEO权力调节双元创新投入水平提供实践指导。     

政府补助、企业创新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信号传递效应

基于信号理论,从内外部信号视角出发,以2012-2018年中国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政府补助、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外部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向外部投资者传递积极信号,能够给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更多的外部投资;高风险的企业创新会抑制外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向外部投资者传递消极信号。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的交互作用方面：政府直接补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创新对投资者投资决策带来的消极影响,而间接补助则正向调节企业创新产出向投资者传递的消极信号。最后,提出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对策建议。     

持续创新企业的信用画像特征——基于关键词迭代法

持续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信用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信用角度深入探讨持续创新企业具有的特殊信用画像特征，采用关键词迭代法，利用CiteSpace分析持续创新和企业信用两类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发现企业合法性、践约度和企业信用文化3个维度对两类文献关键词具有交叉重迭性。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全面筛选2010—2019新三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选择符合持续创新条件的189家企业共1890个面板数据，应用Bootstrap模型验证持续创新企业信用画像3个维度特征，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研究视角，丰富了信用理论体系，可为企业开展持续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支持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研究短贷长投对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短贷长投作为一种替代性融资方式,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并且对不同产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而言,这种抑制效应具有差异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短贷长投会阻碍人力资本投入和R&D投入,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积累。另外,就短贷长投对创新与企业成长两者关系影响进行研究,发现短贷长投弱化了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敏感性,进一步证明了短贷长投负面效应的存在。最后,考察了外部金融环境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均能显著影响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