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行为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A股2010-2012年连续3年共3441个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行为的影响。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得出结论：考虑到中国特殊国情,在股权分置情况下,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高的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显著高于分离度低的公司。     

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对公司研发投资的影响——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以中国沪、深两市主板披露的研发投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终极产权论视角,研究终极股东超额控制如何影响公司研发投资以及上述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差异。结果表明: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越高,代理问题越严重,就越倾向于减少高风险、长周期性质的研发投资,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与公司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终极股东超额控制程度对公司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较小。     

市场化进程对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影响研究——嵌入公司终极产权的分析

理论上普遍认为市场化进程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决策,进而影响到经营效果。然而更具体的命题是: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公司内部的资本结构,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验证。以市场化进程为主线,基于资本结构视角,以2008—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时检验终极产权为国有和非国有的情况时,结论是否有差异。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投资效率逐渐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结构与投资效率负相关,并且国有企业显著,非国有企业不显著。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效率之间负相关程度受到抑制,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在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提高投资效率提供决策依据。     

终极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影响股价同步性的实证研究

以2008—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股权集中的条件下终极控股股东的盈余管理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终极控股股东有强烈动机影响公司的盈余信息披露,导致噪音信息增多、公司的股价同步性下降,股价同步性更多体现市场噪音量而非信息效率;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通过操纵盈余来影响股价进而影响股价同步性的能力强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     

终极控制人性质、资金占用与非效率投资——是融资约束还是资金浪费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资金闲置和资金占用两种矛盾现象,为了解释这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615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SYS-GMM方法,从终极控制人性质角度,考察了两权分离度、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借助资金占用桥梁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当前资金充裕的背景下,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没有资金占用动机,且两权分离度越大、非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其通过资金占用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愈严重,这与国企单纯追求规模以及债务预算软约束有关,因此国企存在资金浪费现象;但民营企业因为融资难问题,本身具有资金占用动机,且其两权分离度越大、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代理成本越高,都是为了借助资金占用行为,缓解融资约束问题,以降低对投资不足的影响,所以本文提出完善金融体制、减少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     

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终极控制权与公司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将上市公司性质进行区分,选取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三个行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终极控制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股东和债权人的冲突与公司投资行为分析

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不一致性,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文章在对股东与债权人冲突方式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股东与债权人的冲突与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简单的模型分析,得出了分析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产权性质、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

文章以2008—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内部控制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产权性质对这一相关关系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资,加入产权性质变量后,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对非国有控股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更好。     

最终控制人性质、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投资效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结合Bushman和Smith的研究框架与我国新兴加转轨的制度背景,以我国沪深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过度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性在它们间无明显差异;会计信息质量与私人产权控股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但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不足负相关性不显著。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系统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更好地发挥会计信息在公司资本配置中的作用。     

金融化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吗

基于我国“脱实向虚”的经济现状,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于国有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民营产权、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金融化更加有助于其研发投入;金融化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研究阶段支出有促进作用,而对开发阶段支出有挤占效应。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产权约束、投资低效与通货紧缩

本文从产权逻辑来诠释 2 0 0 3年以来的投资膨胀。文章认为 ,在土地转让权含糊不清和银行产权约束不力的背景下 ,土地和信贷市场的价格机制无法给出市场定价 ,客观造成了巨大套利空间的存在。当经济景气时 ,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方共谋土地和贷款这两种最关键的生产要素 ,从而导致投资的非理性膨胀 ,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带来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从根源上讲 ,过度投资和投资低效的本质是产权约束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向的问题。因而 ,本文提出的相应政策含义是 ,在短期内主要以经济杠杆来控制总量 ;在中长期应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产权改革。     

政治关联断损、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效率

政治关联断损现象逐渐引起学者重视,但少有研究涉及政治关联断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组部“18号文”导致上市公司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强制辞职事件,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官员独立董事辞职造成的政治关联断损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资,虽然对提高企业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能够增强研发投资对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政治关联断损层级与企业研发投资间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虽然对创新效率无显著影响,却对研发投资与创新效率间关系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断损和断损层级对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强度无显著影响,也不能显著调节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府干预、终极控制人变更与并购价值效应评价

转轨时期政府干预是并购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不够。本文从政府干预的行政层次、国有控制权转移及终极控制人变更等多维角度,深入剖析政府干预对并购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稳步上升,但政府干预对公司并购产生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对公司并购的干预程度有差异导致并购效率有差异。随着政府干预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强化,其并购效率依次递减。国有控制权转移市场受政府干预影响其并购效率不高,终极控制人变更下的国有控制权转移绩效相对较高。     

资本错配、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研发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是当前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动力。基于2010—2017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检验资本错配和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发现：资本错配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抑制效应;融资约束不仅对企业研发具有直接负向影响,还会强化资本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但上述融资约束的影响仅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针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体系,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和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