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与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动态博弈制度分析

从我国军工行业管理体制改革视角出发,探讨军民融合产业创新内在机理和动力机制,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当前军工行业相关主体博弈策略与行为得益,基于"国企-政府-国资"之间的利益联系,总结出有助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制度条件和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引入园区化管理模式,实现地方军民融合领导机构与军工国企激励相容;借力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产业链协作与共享;体现"轻审批重监管"原则,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杜绝懒政作风,完善市场秩序。     

军民融合视角下我国军工行业发展态势及对策建议

我国军工行业经过持续发展,无论是在营业总收入、资产规模、增长态势等方面,还是在技术能力、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将成为我国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和未来3~5年最具发展前景的行业领域之一。然而,当前我国军工行业发展过程中,军民融合合力尚未形成、"军转民"动力不足、"民参军"壁垒较高、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差、军工统计不适宜军工发展诉求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国防科技工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难题。因此,需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安全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贯彻国家军民融合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军工优势,提升国防实力,推动国家科技进步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建议进一步加强军工行业的针对性统计,全方位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以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为抓手助推"军转民""民参军",以组织创新、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依托提升军工核心能力。     

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与演化——基于专利合作与社会网络实证分析

推进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是攻克制约我国国防与经济发展科技难题的重要举措。为探索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采用北京市装备制造业2000-2019年军队单位、军工单位与民口单位联合专利申请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ArcGIS空间分析法,对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结构和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北京市装备制造业军民科技创新合作网络经历军民分离阶段、军民融合初步发展阶段,现正处于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初期。从结构特性看,创新合作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密度逐步降低,网络结构呈现“多核心”特征、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从空间分布看,北京与华东、中南地区合作频繁,逐渐形成以北京—陕西、北京—江苏、北京—河南为主的多条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连接渠道;从核心节点看,军工高校与军队院校仍是军民科技研究主力,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起重要带动和引领作用。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是发达国家国防工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尚未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依据学界对国际化和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解，界定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路径区分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揭示军用民用产品跨国贸易、军民品跨国研制生产、军事民用领域跨国投资、军民领域跨国经济合作、军民标准运用跨国对接、军工民用企业跨国联盟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实现形式的内涵机理。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军民两种资源优势、发挥国内外军民两个市场作用，从而加快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国防工业发展质量效应。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路径与实现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是发达国家国防工业发展的普遍做法。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尚未就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依据学界对国际化和军民融合发展的理解，界定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基本路径区分为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引进来”和“走出去”，揭示军用民用产品跨国贸易、军民品跨国研制生产、军事民用领域跨国投资、军民领域跨国经济合作、军民标准运用跨国对接、军工民用企业跨国联盟等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实现形式的内涵机理。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国际化，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军民两种资源优势、发挥国内外军民两个市场作用，从而加快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高国防工业发展质量效应。     

军民融合与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第二届军民融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论坛综述

<正>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的脊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军工行业相对封闭的格局尚未完全打破,军民融合依然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军队创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开展军民协同创新,探索建立有利于国防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为加快推进国防科技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破解军民融合管理与国防科技创新有     

基于二次创新理论的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差异研究

国有军工企业与民营军工企业都具有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促进技术再创新的内在需求。但因制度惯性、技术基础和发展路径存在差异，在实现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产权制度改革后，出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二次创新技术路径，其演进过程和创新功能值得关注。基于我国248家上市公司1992-2019年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对国有军工上市企业和民营军工上市企业两种路径军民融合再创新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和系统GMM回归。研究表明，民营军民融合企业创新市场价值强于国有军民融合企业。最终，在分析军民融合二次创新两种路径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国企“放小”实践中资产流失原因与控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本着“有退有进”原则对中小国企实施“放小”战略;但由于“地方政府分权制”的事实出现,加之相关的法律制度上的缺失或乏力,地方部分官员及中小国企经理这些原先的国资所有权代理人,容易通过各种“内部性路径”转变成中小国企资产所有者,客观上形成了国资大量流失格局。笔者认为,民主型产权制度与配套方案的设计,可以消解这类问题。     

新形势下的上海国资国企综合改革

本文首先阐述了国资国企综合改革的内涵和意义,总结了上海在国资国企(综合)改革中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成就,指出了综改的几个重要方面.其次,分析了上海国资国企综合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并借鉴北京、重庆两市国资国企(综合)改革的措施,为上海国资国企综合改革提出优化区域间产业转移,加快上海国资国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在关键领域聚集国资优势资源,但勿盲目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国企中保有控股权与股权制衡并重;应对、克服"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的困境与不足;正确认识与完善员工持股激励政策等建议.     

正确看待国资转让和国企改革

该文针对当前国资转让和国企改制中发生的偏差及其思想认识的混乱,提出必须从根本上认识中国改革和正确看待国企改制中发生的问题,着重说明:宏观上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和企业层面上微观基础的再造,是中国改革必须破解的两大疑难;实践好“两个毫不动摇”,才能无往不胜;在“创新”的旗号下,也存在一些理论误导和做法上的偏差;规范国资转让和国企改制是进,不是“退”。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个寻租视角

国有企业的公共物品性导致国有企业蜕变为一个多重寻租网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外部控制人,借助政企不分、个人权力的无约束和责任体系弱化、多层委托与多重代理等体制性弊病的掩饰,与国有企业代理人合谋寻租,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应运而生。可以说,国有企业若不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几乎不可能产生;国有企业若存在"外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便几乎一定会产生。"外部人控制"产生的必要前提是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而国有企业泛化为公共物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包括存在可供寻租的租金、存在制度性的寻租通道、存在租金和信息的传递系统。国有企业外部人控制具有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为降低企业家的生产性努力水平和使得企业家行为寻租化。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产权改革,使产权得到清晰界定并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不会出现事后寻租的现象。     

国有资产市场化营运及其管理体制改革探讨

国有资产经营具有“非自体性”特征 ,从这一特征出发 ,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下经营运行必须实现“四个转化”。与此相适应 ,要对“统一所有者主体”进行实在化形象定位 ,进而建立“统一所有、分类、分层监管”的国有资产总体管理体制和“三分开、四主体”的国有资本营运机制及体制     

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国有资本流失机理分析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企业转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因体制不顺造成的国有资本流失,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然而,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本产权"漏入""公共领域"的"空隙"还没有被堵住,又由于转制增加了新的"空隙",为一些人进一步侵害"漏入""公共领域"的国有资本的产权制造了机会.转制过程中形成的公司制企业既制造了"内部人"进行"内部人控制"的主观动机,又形成了通向"内部人控制"的路径.转制过程中国有资本流失是体制改革付出的代价.     

《企业国有资产法》与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以河北省为例

<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填补了我国国有资产运营与管理的立法空白,并对其今后的实施产生深远影响.该法的颁布对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范出资人法律地位、国有企业经营与管理、国有资产转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但该法在立法范围、国资委监管职能、高管薪酬等方面还有待补充完善.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对国有商业银行"惜贷"问题的理性思考

国有商业银行“惜贷”折射出信用环境不佳,信贷风险大和管理机制缺陷等问题。尽管有其经营行为理性的一面,但对银行自身和社会都是不经济的,尤其是央行刺激内需,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政策意图准以得到有效贯彻。解决“惜贷”问题的关键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深层次改革的力度,构建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企业征信系统,依法规范社会信用关系。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国有企业隐性激励"双重缺位"问题探析

本文认为,企业隐性激励是由外部市场竞争性激励和企业内部劳动市场隐含契约性激励共同组成的.进而指出,转轨时期的国有企业由于所处的外部市场竞争不充分和企业内部劳动市场的扭曲,因而存在企业隐性激励机制的"双重缺位"现象.国有企业内外部隐性激励机制"双重缺位"是导致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行为短期化的根本原因.最后,文章给出了简要总结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