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资源调配与生态补偿系统的建立

生态补偿通过协调区域间的资源流动和利益再分配,成为协调区域间发展的研究热点。生态补偿建立在跨区资源调配与生态补偿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将产生生态负外部效应的行为部分收益补偿给产生生态正外部效应的行为损失,即将社会经济子系统的部分收益反补偿给环境子系统,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的。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包括三个行为主体:资源开发者、资源受益者和第三方资源管理与协调者,其中,第三方起着关键性作用。按照资源级差理论,采用机会成本和治理/恢复成本为补偿依据,对流域内/间水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     

长江上游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对策

长江上游生态补偿是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长江上游生态补偿存在着补偿制度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生态补偿主体单一,缺乏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等问题。我们要根据长江流域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的长江上游生态补偿机制:一是针对长江生态环境特点,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二是建立多元化生态建设融资机制;三是构建长江上游生态补偿实施、监督、评价和激励机制,实现生态保护效益最大化。     

“双碳”目标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目标下,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尤为重要。基于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度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并利用系统GMM模型考察了不同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的双重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建筑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且增长速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命令型与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建筑业绿色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尚未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环境规制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及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建筑业绿色发展,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技术创新的创新补偿效应和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间接影响效应也具有差异。因此,政府需合理设定环境规制强度,重视间接效应的发挥,加快实现建筑业绿色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意愿与绿色创新绩效——数据要素内生化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框架,将数据要素引入生产研发过程,在理论上刻画了数字产业化的替代效应和产业数字化的渗透效应,构建了数字经济—绿色创新模型,并分析数字经济驱动清洁型和污染型研发相对收益变化,探寻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绿色创新意愿的机制作用;进一步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我国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绩效,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意愿进而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绿色创新意愿是数字经济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的重要影响机制。本文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绿色偏向性,为数字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模糊综合模型的绿色住宅小区评价研究——以乌鲁木齐华源集团博瑞新村住宅小区为例

绿色建筑将成为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发展绿色建筑是当务之急。对乌鲁木齐华源集团博瑞新村住宅小区绿色建筑进行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效应实证研究。通过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建立绿色建筑评价的多级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把模糊性很强的绿色建筑评价指标定量化,为乌鲁木齐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依据。研究对于乌鲁木齐减少资源浪费,改善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的意义。     

填海造地外部生态成本补偿的关键点及实证分析

针对填海造地的生态环境损失,文章探讨了生态成本补偿问题的几个关键点。文章认为,由于填海造地行为彻底改变了海洋资源的自然属性,并造成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需要一种补偿来弥补填海造地的负外部性,补偿的主体是填海造地的开发者,补偿对象是海域的所有权方,补偿的标准应以被填海域资源和生态环境损失成本为依据,补偿的手段应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文章以福建某填海造地工程为例,对补偿标准的计算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该项填海造地工程的外部生态成本为377.70元/m2,计算结果可为国家征收填海造地的生态补偿金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填海造地的有偿化和有序化。     

农村生态环境补偿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动力机制及政策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补偿与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者协同推进有利于提升生态环境补偿效率,更好推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文章分析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生态环境补偿与农村绿色发展政策的实施现状,阐述二者协同推进的内在机理与协同效应,构建生态环境补偿与农村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内外动力机制,提出完善生态补偿范围与技术体系,培育农村生态建设补偿新主体,构建生态补偿市场机制,统筹生态环境补偿与绿色发展资金及政策体系等建议,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及空间溢出分析——基于Super-SBM模型和Tobit回归北大核心

长三角是我国重点经济发展区域,而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运用2006—2018年的相关数据,先采用Super-SBM模型构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标测度了长三角绿色发展效率,后通过空间全域及局域自相关探求空间集聚及分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探究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长三角整体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区间内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明显:上海绿色发展效率先行,江苏及浙江随后,安徽则较低;绿色发展效率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较强溢出效应,其中研发投入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外开放度和产业结构存在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针对长三角城市发展不平衡情况提出相关建议。     

达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设计

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结合达州实际,从经济系统、资源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四个评级因素方面构建了迭州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和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在建立评价模型过程中运用了层次分析法和均值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最后采用加权函数法给出了达州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模型。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评价与路径——以北京市密云区为例

分析区域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特点,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条件进行总结评价是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前提。以北京重要生态涵养区密云为例,构建密云区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构建评价模型,从经济效益维度、社会效益维度、资源环境维度和政策支撑维度对密云区绿色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对密云区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程度进行测度。找出绿色经济发展和转换路径中存在的问题,从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长效协作机制、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绿色科技创新激励政策、绿色产业转型模式四个方面提出措施建议。     

经济转型时期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初探

主要通过对福建省生态环境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在研究福建省经济转型时期对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影响基础上,提出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以及福建省生态环境建设的四点建议:一、进行福建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建立福建省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系统;二、实行绿色核算,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建立、健全资源与环境市场及补偿机制;四、生态环境保护应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相结合。     

公共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及路径分析

公共支出政策作为一种能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产品配置问题,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加速和提高资本积累的大环境,矫正市场失灵使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正外部性得以补偿,促使经济增长最优化。     

完善节能减排环境政策的对策建议

环境政策是减缓环境破坏、改善环境质量最重要的手段,完善节能减排环境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财政、税收、环境收费、生态补偿机制、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绿色资本市场建设、技术支撑体系、目标责任考核与激励政策八个方面提出了完善节能减排环境政策的建议。     

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新途径:环境会计的再造

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是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虽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对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研究视角仅限于环境补偿立法、补偿管理等宏观层面,并且生态补偿资金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本文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入手,坚持"污染者付费,使用者补偿"的原则,对环境会计进行再造,并以生态环境负债账户作为企业环境补偿的基础,从而建立宏观和微观的"双翼"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综述

补偿标准是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研究中的难点、重点和关键问题。对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包括补偿标准影响因素的研究、补偿标准计量方法的研究、补偿标准依据的研究、补偿标准计量的研究和分类、分阶段补偿标准的研究。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见义勇为行为补偿与激励的经济分析

补偿和激励见义勇为有多种方式,目前,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补偿和激励并无统一观点。通过界定见义勇为行为,在分析其产生生理资本性成本、人力资本性成本、社会资本性成本的基础上,构建了补偿和激励两个计量模型。运用货币手段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补偿和激励,以期更好地解决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鼓励人们见义勇为。     

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推进汾河流域绿色转型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汾河流域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当前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补偿责任不明确,补偿标准不合理,融资渠道单一,补偿管理缺乏整体性.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是:明确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对象,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开拓多渠道的补偿途径,制定生态补偿组织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