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激励性规制推进我国医药产业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产业基础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和问题。竞争是提高产业整体效率、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激励性规制是在保持原有规制结构的条件下,激励受规制企业提高内部效率,给予受规制企业以竞争压力和提高生产或经营效率的正面诱因。我国医药产业可以通过实施激励性规制,推进改革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     

烟台市医药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基于烟台市医药产业特征,分析了医药产业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分别从政府政策、产业集聚、企业研发和人才机制等方面探讨了提升烟台市医药产业竞争力的策略。     

国外医药企业创新的政府引导模式分析和借鉴

生物医药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更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公益事业。医药制造业属于高技术产业之一,发达国家都对包括生物医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进行监测和评价,并积极推行基于政府科技引导性政策的医药行业创新科技规划发展战略。本文对国外医药产业创新的政府引导模式进行了分析,主要包括高技术产业评价的应用状况、研发绩效与技术政策研究现状,和基于政府科技政策的企业创新投入研究现状等方面;总结出国外医药科技创新的政府引导模式的启示和借鉴,包括:政府在医药产业创新政策引导作用、企业是医药产业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衔接作用。     

基于政府补贴与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经济大发展所致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日益凸显,如何正确处理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逐渐成为各届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本文基于中国普遍存在研发补贴的现实情况,在阐述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基础上加入政府补贴,试图从理论上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辽宁省医药产业竞争力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辽宁省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辽宁省医药产业发展稳定,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医药产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是还面临着研发能力薄弱、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效益低等问题。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规模实力、盈利能力、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四个方面将辽宁省与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得出辽宁省医药业应以产业基地为重点,培育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鼓励企业出口,扩大国际市场;加强体制创新;优化产业结构等。     

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相关性研究

基于1998-2012年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产出的相关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和Almon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以研究医药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与时滞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医药制造业研发投入对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具有时滞性,医药产出与当年及前两年的研发投入相关。因此,我国医药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同时注重提升研发人员质量,政府应动态调整对医药创新的支持方向,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研发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以更有效地促进医药产业发展。     

哈尔滨市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研究

哈尔滨市医药产业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采取新模式,运用新思路,破解矛盾,尤其在医药研发方面取得长足发展,提升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医药研发服务外包是突破口。     

论医药产业政策及药价管制

我国药品流通业结构不合理,交易环节成本过高,是导致当前药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所在。根治这一现状,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加速制定合理的医药产业政策,并将产业政策法制化,以有效引导医药企业合理发展。促进医药产业向集群化发展。同时,应优化医药产业结构,以企业为研发主体,加大医药研发投入,促进医药产业的升级,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我国医药企业产品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世界医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我国医药产业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与欧美医药强国相比,在新药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上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依靠仿制药品和低廉的价格来获取竞争力,利润率低,生存环境恶劣。药品创新能力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医药产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医药企业成功的关键。本文分析了我国医药企业产品创新能力薄弱的现状及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政府和企业应在加强企业创新力度和投入的基础上,整合企业内外部创新资源,不断提升我国医药企业产品创新能力的总体水平。     

我国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完善、公民意识的觉醒,我国政府规制的低效率、高成本问题日益凸显,因而对政府规制的重新认识和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在开辟对政府规制一种新认识角度的同时,揭示我国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并在对问题了解的基础上,思考当下如何完善我国政府规制。     

产业自然垄断与政府产业管制

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理论基础之一的自然垄断理论,曾受到以有限理性约束为底蕴的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在围绕政府选择行为展开的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约束问题.针对自然垄断现象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理论,文章概要评说了自然垄断理论之于政府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在考察自然垄断与产业管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作出了理解,并重点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产业管制时所蕴含的有限理性约束.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管制的前提条件研究

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是民生性行业,民生行业大多提供的是准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它体现着一种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政府对经济的有效管制是不可或缺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自然垄断产业有效政府管制需要具备对自然垄断产业边界的准确界定、市场失灵及有效的管制体制等前提条件。     

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规制与竞争

基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移动通信产业的市场结构与竞争行为,研究发现它们与政府规制形式紧密相关。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市场结构与竞争部分地是政府规制的结果,也是规避规制的创新结果,而影响移动通信市场结构与竞争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市场变化和规制等。     

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理论分析--以中国零售业为例

在开放条件下,为提高本土零售业对外资的抗衡能力,政府本应采取一定的产业保护政策,并对外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制;但事实上,部分地方政府却对外资进入给予“超国民待遇”。本文对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的根源进行的理论分析认为:地方政府规制行为异化与政府规制机构的产生、人员的任命与构成、政绩的评价体系以及本土零售业的多数劣势有关。文章最后分析了WTO架构下政府对零售业的规制选择。     

Assessing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on firm supererogation: The case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This study builds on prior research investigating the antecedents of firm supererogation. Examining vehicle recalls in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from 1966 to 2010 reveals that surveillance‐based government enforcement programs can have widespread industry effects on a specific type of supererogatory action, firm volunteerism. Specifically, increases in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re associated with firms going beyond what is legally required of them by initiating voluntary product recalls for defects not covered in exist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Such effects are shown to be unique among surveillance efforts as other government enforcement activities, such as standards‐based regulation, are revealed to have a negative association with firm supererogation.     

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

30年来,中国电力产业规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改革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有效竞争尚未形成,监管体制没有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不够合理,监管程序仍不规范。推进电力产业规制改革,国家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进一步深化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推进监管体制改革,促进合理监管程序的形成。同时,还应对电力企业采取合理的市场准入、质量标准等规制手段,推动电力产业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国外政府规制对我国零售业管理的启示

本文认为,政府在零售业方面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规制及正确定位,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零售业政府规制缺乏整体发展战略,规制体系不完善,规制执行软弱无力。为了促进我国零售业管理变革,文章提出,应建立长远的商业规划和布局,确定零售业合理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监督管理作用,保证规制的有效执行,培养强大的消费者利益集团。     

民间借贷政策规制的社会福利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民间借贷规制模型来分析需求弹性和行政执法成本对规制效率的影响。模型表明：在民间借贷缺乏需求弹性时,由于高昂的禁令规制成本,对政府而言更为合适的手段是将民间借贷采取合法化、并加以征税的规制政策。在我国,除了通过“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等机构创新来实现民间金融规范化以外,更主要地是打破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高度管控的体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使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     

论我国煤炭行业监管体制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机制

在我国煤炭行业监管体制中,府际基本利益的冲突与部门之间角色利益的冲突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影响了行业监管的集中性、统一性与有效性。为了寻找各自的利益平衡点,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有针对性地确立权利、义务、利益相统一原则与权力、职责、利益相匹配原则,在此指导下,需要构建相应的立法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利益平衡机制,从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理顺现行的监管体制。     

中国电信业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本文认为,电信业是具有典型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固定成本较大沉淀性的自然垄断产业,这种固有的自然垄断特征为政府实行严格的价格管制和进入管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从世界范围看,电信业发生的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改变了电信业的成本结构和需求结构,从而使电信业从强自然垄断向弱自然垄断过渡,并最终出现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自然垄断的边界发生改变,放松政府规制成为必然趋势。文章提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较低水平,电信市场的需求水平也相对较低,政府规制改革不仅要引入竞争政策,放松市场准入,而且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用户资费政策、公平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和合理的普遍服务政策,以形成有效竞争的电信市场,推动电信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