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产权主体行为及产权制度演变解析

本文在梳理城市商业银行演进之路的基础上,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探究了城市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制度变迁,指出城市商业银行产权主体行为及其产权制度演变处于我国分权化改革的制度环境中,其改革路径符合了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是中央政府金融调控权分权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并明确了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安排因体制外增量改革的不同制度基础而具备与国有商业银行不同的产权结构及演变路径,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和强权力量主导等基本特征.代表中央政府的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经营管理者和中小股东的地位、行为及相互关系,成为影响甚至决定城市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变迁方向和进程的重要因素.     

增长的政治经济逻辑：政府分权与激励的视角

政府分权是实现我国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本文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分权为逻辑起点,以制度-结构-行为-绩效为分析框架,从激励与约束的视角研究地方政府行为。研究认为,在分权激励下,地方会展开“中国式的政府竞争”,并过多的保护资本,而忽视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的产权。非均衡的产权制度在经济发展前期能够实现公众与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随外在约束条件的不断变化,在原有的激励模式下,“包容性增长”被“排斥性增长”所替代。在缺乏公众的约束下,地方政府带来激励偏差会加大。因此,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激励、控制与行政分权:一个合约理论视角

在以往的研究中,行政分权通常作为模型环境的一部分而被看作是外生给定的。本文则认为行政分权改革是政府组织内部行政权力最优配置的结果。通过在AghionTirole(1997)的分权模型里引入中央的事后监督职能及地方政府的剩余道德风险行为,我们得出了行政分权改革在多个维度上的决定因素:项目的相对重要性、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关性、剩余道德风险水平和危害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此基础上我们对2004、2013和2014年版本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该理论对我国行政分权改革实践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这也为我国行政分权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分权改革以来的法国公共投资监管述评

公共投资是政府主导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使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下放权力,2003年新一轮改革提速初步实现了法国政府纵向和横向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扩大地方权限后,中央加强了权力转移后对地方的制约监督。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体现了分权改革以来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鉴法国经验,我国政府投资监管应当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同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监管法制化和职责、程序法定化。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地方财政行为异化问题研究

我国财政分权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财政主体。现阶段,由于其特殊地位和利益要求,地方政府在总体上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违背中央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对资源配置、公共利益和政府形象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转变地方财政职能,加强地方财政监督,是规范地方财政行为的重要手段。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基于收入视角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基于财政收入视角,本文回顾了我国财政改革历程,认识到宪政背景、意识形态和地方可支配财力对财政分权的重要意义。分税制改革是政府间财力的重新分配。分税制改革至今,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享不断调整。中央通过扩大共享税范围,增加了分享比例,集中税收,上收财力。分税制规定了政府间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并没有规定支出,实质上增加了地方政府财政支配权。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减少,却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增加非税收入规模,提高中央转移支付额度,实现收支平衡。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可支配收入的积极性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相互交织,成为地方非税收入膨胀的根源。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两次分权化运动,直接导致了70年代末期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中央对地方控制能力削弱以及潜在的地方"离心力量"的出现;改革开放以后,财政体制又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分权化改革,每一次改革在调动和激发地方积极性的同时,诱发和强化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以至于在不同时期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进行利益上的博弈.本文在全面回顾和总结我国财政体制分权化改革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博弈关系的形成机理及其演进过程,其目的是探讨如何建立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以维系我国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海域资源资产所有权资源清单及管理体制初探

明确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是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海域资源为研究对象,以所有权改革为切入点,从资源清单和分级行使两个方面探索解决所有者不到位、权责不明晰和权益不落实等问题的实现路径。本文首先梳理出当前海域资源的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然后,探索制定中央直接行使和委托地方行使海域资源资产所有权资源清单和空间范围,并进一步细化出分级行使所有权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和评价考核等;最终,针对海域资源资产所有权管理融入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分配承诺、产权与经济效率

在政府分配的承诺可置信时,地方政府分权竞争的结果是资方获得了最大利益,而劳方的利益被忽视了。而当政府分配的承诺不可置信时,资方的投资生产激励会受到较大的削弱,社会福利会受到较大损害。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经济解释,文章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性政府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地方政府分权的竞争激励机制可能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产业结构与产权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使产业结构完成升级,拥有良好的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重要条件。针对地方政府分权竞争带来的问题以及承诺可置信性缺失,文章引入第三方规制和以权力配置作为一种可信承诺等两种解决途径,并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离

原有分税制改革受各种因素制约,制度框架继承了各级政府间原有的支出事项,与事权的关联考虑不多,缺乏明晰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规范划分的政治机制,同时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并未伴随财政职能的下放而发生根本性变革,产生了政府间事权、支出责任、财权、财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引致事权重叠交叉、事权与支出责任分离、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事权与财力不确定等问题,带来制度激励偏离公共性和治理失效的风险,亟待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以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政府治理整体效能最大化。     

完善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路径选择

作为分权化财政体制的组成部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产生的效果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自上而下的财政分权强调更多的是发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和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因此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弥补地方财政缺口,成为中央政府实现纵向控制的重要手段。改进中国转移支付体系的策略应当是进一步完善以公式为基础的分配标准,并在政治上可行的情况下促进均等化。     

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现状辨析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新方向。实现自然保护地的有效保护管理是其重要内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而厘清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现状则是进行改革的前提。首先，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法律所认定的自然保护地中的自然资源类型。其次，从自然资源的产权种类及所有权改变、用益物权流转三方面总结了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现状。再者，从各类自然保护地申报设立的条件和环保督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两方面入手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现状，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采取的措施出发分析了目前的改革探索，并提炼出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存在的四大问题，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和要求较局限、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人虚位、公权与私权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改革探索中物权途径面临制度障碍。最后，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的4个方向。     

地方政府意志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生成中的互惠性动力

20世纪最后20年,温州赶超式发展的良好表现得益于温州模式。在这场以制度先发性转型为标志的变革中,地方政府与温州民间改革力量之间存在着稳定的以"互惠"为基础的生产性政治关系。地方政府为自下而上的民间变革力量提供了关键的导引和护佑。这种内含地方政府意志的变革动力直接促使了传统体制在局部地区的消弭和瓦解,并最终经由集中式产权的分散和私有,完成计划配给向自由交易的回归。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我国旅游资源产权安排: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外延逐渐扩大,旅游资源产权问题越发复杂.如果依然笼统地实行僵化的旅游资源管理模式,不但会使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而且会对资源本身造成极大的危害.本文基于产权的角度,在对旅游资源重新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旅游资源产权体系,进而根据不同产权的有效性条件,提出了调整旅游资源的具体管理、运行制度的思路.     

分权的“悖论”：“省管县”改革对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财政分权是否有助于提高与本地居民偏好更加匹配的公共服务水平未有定论。借助“省管县”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文章旨在从微观需求角度考察地方分权对公共服务改善的效果。采用2005年的县级宏观数据和 CG S S2005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对“省管县”改革与公共医疗服务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Logit模型结果表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施未能使当地政府提供让居民更加合意的医疗服务,反而恶化了居民对公共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在排除了“改革错觉”、“预期效应”以及“滞后效应”的干扰后,这一结论依旧稳健。文章认为,财权扩大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竞争,使得县级政府有更大的激励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基建领域而非民生领域,这将导致医疗服务供给相对不足,进而引起满意度的下降。中介分析证实了这一推理。文章研究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评析分权改革的公共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