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

通常认为地方官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积极角色,近来国家也有意通过干部交流促进省区平衡发展,但国内还没有定量识别地方官员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本文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地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种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在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有助于增进对加强干部交流破解省区发展不平衡的理解。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

新结构经济学在理论上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引领产业结构变动的可能性。本文构造了中国省级官员与四位数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动相匹配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省级官员对辖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在1998-2007年间,平均而言,省委书记省长在短期内能引领辖区产业结构变动;其引领效应随任期增加而下降。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在短期可以靠官员,在长期主要靠市场。     

地方领导人更替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吗

本文主要从地方领导人更替的角度分析区域创新能力的波动变化.采用1998-2013年度的相关省际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表明:省委书记更替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多数情况下不显著;而省长更替对区域创新能力则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在将更替形式区分为实质性更替和连任两种情形后,研究发现,省委书记的不同更替形式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明显变化.而省长更替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则主要是由其实质性更替所引起的.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     

政策协同、官员更替与企业创新——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的经验证据

尽管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各国已达成共识,但对产业政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本文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文本和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中国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数量与企业创新不存在正向关联;较分行业政策而言,总体政策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协同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会受到地方官员更替的影响:省长更替会抑制政策协同的正向作用,省委书记更替的影响不明显.在替换创新指标和将年度数据改为季度数据后,研究结论依旧稳健.本文丰富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文献,也有助于明晰产业政策的制定路线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     

地方主官更替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政府决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各市域主政官员的更替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增长。基于2000—2013年25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地方主官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主官更替年份比非更替年份的城市空间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地方主官在更替1年后对城市空间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会使城市空间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主官更替年份空间增长波动较大,东北和中部次之,西部保持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地方主官更替对空间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中等城市大。(2)地方主官通过土地出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主官更替的年份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下降,而后土地出让面积增加;地方主官更替年份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显著,在更替后的两年显著为正。上级决策者要采取相关政策,避免官员换届更替带来的城市增长波动。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

本文将1985—2007年中央官员的来源按籍贯与工作经历进行了划分,尝试系统考察中央官员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官员对其籍贯来源省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曾工作过的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并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其籍贯来源地的投资率来实现的。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上述作用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拓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政府作用的认识。     

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对企业现金管理的影响

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往往导致政策不连续,增加经济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企业的现金管理.本文以2011-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地方政府官员更替时企业的现金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官员更替当年,企业不能通过增加银行信贷来获取现金,只能通过加快收回应收账款、缩减投资规模等方式积累现金,并进行现金管理,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

本文考察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在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经济体，即中央任命地方官员、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体里，不仅会出现竞争效应，还会出现极化效应，正是极化效应决定了理性的地方官员在增长竞争中将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行为。在实证上，本文贡献了一种度量极化效应的方法，并基于中国省级官员数据证实了极化效应的存在。     

地区偏袒下的市场整合

分割的国内市场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现有研究将之归因于制度性的政府行为,而忽视了政府集体行动背后的官员偏好。本文从地方官员个体的地区偏袒角度探讨了非制度性因素对市场整合的影响。我们利用各地区的商品价格差异度量了市场整合程度,基于关联地的信息构造了地区偏袒的度量,研究发现:(1)与非关联地相比,官员会对其关联地实施更弱的市场分割策略,平均下降7个百分点,存在地区偏袒的市场整合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这种效应更多体现在官员出生地、母校、下乡等成长关联地上;而在第一工作地、来源地等工作关联地并不明显。(3)这种效应仅出现在那些可流动的商品中,也因官员任期、辖区市场分割动机以及官员对关联地偏袒动机而异。本文的结论发现官员地区偏袒具有整合区域间市场的功能,这说明充分发挥官员异地交流作用可能是低制度成本整合市场的可行措施。     

政治周期、官员任期与房地产投资

政治周期透过地方政府行为,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波动.基于2002-2010年全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定量检验地方官员任期对房地产投资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以官员更替为标志的中国地方政治周期对房地产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换届效应,随着地方官员任期的增加,房地产投资额先增加后减少,呈现倒U型关系...     

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与环境效率

文章考察了"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特殊制度安排对我国环境效率的影响。基于2003—2012年我国省级行政单位数据,利用SBM模型测算环境效率值并通过核密度估计得出环境效率值总体偏低,差距呈不断减少趋势。采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地促进地区环境效率水平的提升;在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下,只追求辖区经济增长的地方官员对环境效率具有抑制作用;官员任职时间越长,环境效率也越高。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一个三元框架的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政府结构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制定模式进行了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理论上，本文完整地提出了地方政府实施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三元框架，涵盖了时间维度自我纵向调整、空间维度横向竞争以及层级维度对上反应。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3年31个省区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目标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发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本地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显著的正向反应，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做出显著的正向策略性反应，而对全国性的实际经济增长走势做出策略性的逆向反应。同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呈现出多维度异质性，具体表现在沿海和内陆区域差异、金融危机前后阶段差异以及党代会年份周期差异。总体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呈现激进性、波动性和互动性。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中央应当注重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业绩考核的激励相容，以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地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     

学历分布、制度质量与地区经济增长路径的分岔

本文研究历史因素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为此,考察了知识分布、学历分布与制度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历史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长期影响,但它必须借助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知识分布才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建国初期的干部学历水平分布是历史地形成的,它与同样由历史决定的知识分布在逻辑上是同构的。本文发现,建国初期的干部学历分布会通过影响不同省区的制度和政策实施的效果(即制度质量),间接地影响不同省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从而使不同省区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路径上出现了足可观察得到的差异性。     

基于资源环境节约的产业升级是否能促进官员晋升?

基于中国67个重点城市2001~2011年数据,研究了城市产业结构污染水平和能耗水平的变化,以及其对主管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任职期间辖区产业结构的清洁化能显著提升其晋升的概率,而产业结构的节能升级对官员的晋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同时适用于党政官员,也适用于重点城市中不同行政等级城市。论文的发现扩充了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视角,发现了"为环境而竞争"的产业变动证据。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