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现金持有价值分析

以2005-2013年48家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构建模型,实证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企业持有现金的价值变化。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的非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价值高于金融危机前;但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后,都没有体现出其持有的现金价值。这表明国有企业行为的市场化仍有待提高。     

浅析公司治理机制对现金持有的价值效应

在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企业持有或者获取现金都是有成本的,而这些成本最终由股东承担,这就会影响了股东对企业所持有现金的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企业持有的现金的价值就会受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本文综合阐述西方学者对公司治理机制对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浅析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

现金持有水平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财务状况的重要指标。现金作为流动性最强的资产,贯穿企业生存发展始终。由于信息不对称、税收等各类外部因素的存在,持有现金可以为企业提供日常生产经营的必要支出从而避免一定的外部筹资成本,也可以满足企业对外投资需求。但是,过量持有现金可能导致现金闲置或者是经理人的自利行为。本文主要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并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对现金管理提出政策性建议。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现金持有

基于持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文章以2009—2019年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主体,实证检验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显著提高参股国企的现金持有水平,且随着超额委派比例增加更加显著;进一步地,该正向作用在中央层级企业及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表现更为显著;明晰其作用机理,发现其通过抑制超额持现所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迫使无效耗散的现金尽快回流进而提高持现水平;此外,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和超额委派比例均有助于优化现金二次配置,促使企业将超额现金用于发放现金股利及进行创新投入,并最终提升现金持有价值和企业价值。文章结论不仅印证和延伸混改推进过程中非国有资本在高层治理维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更为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完善中小股东保护体系提供借鉴。     

现金持有理论及其对公司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综述

现金持有决策在公司投融资、分配股利等财务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归纳现金持有理论及相关实证检验,然后总结我国学者寻找合适理论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最后回顾国内外学者对现金持有与公司业绩和价值关系的实证研究.总结发现,现金持有对公司业绩和价值的影响仍存在争议.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以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

文章以2011—2015年江浙中小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司治理对企业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程度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呈U形相关关系;两职合一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且两职合一不仅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过度,还会导致企业现金持有不足;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持有量

经理人‘自利动机’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现金持有量以及现金使用。不同治理结构又会对‘自利动机’构成不同的约束,从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所有权以及董事会构成、外部投资者受保护的程度等角度分析公司现金持有量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现金持有量,对我国上市公司实现现代化管理有重要意义。     

金融危机、现金持有与企业投资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对我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负面冲击。金融危机下资本充足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降低风险显得更为重要,为缓解金融危机的冲击,大量企业可能倾向于持有大量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不同控制权性质企业的现金储备在抵御危机时所起的作用,具体考察了现金储备与企业投资的关系。     

现金持有文献综述

现金作为企业中流动性最强和收益性最差的资产,其持有水平一直是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先回顾了现金持有理论的发展,而后从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企业持有现金的价值及现金持有动态调整方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和简要的评述。     

超额现金持有的上市公司特质研究——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超额持有现金的上市公司具有什么特质呢?以我国制造业329家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数据为整体样本,通过界定超额现金持有上市公司,将整体样本分成超额现金持有和非超额现金持有两个子样本,从公司治理、财务方面设计变量对两个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与非超额现金持有公司相比,超额持有现金公司负债比率要低,长期业绩会变差,现金股利支付比率低,而股东保护度和管理费用率不存在显著差异。     

家族上市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基于企业家、资本家视角的比较

文章选取了截至2006年底383住家族富豪控制的419个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最终控制家族是"企业家"还是"资本家"这一新的视角考察最终控制家族的这种经营倾向上的差别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设计了两个模型对绩效分别进行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分析表明不同控制家族下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公司绩效有显著影响,这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提高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部分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机制并未对公司现金持有量形成显著影响,从公司现金持有量的视角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信号传递效应实证研究

系统考察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信息的信号传递效应,并在研究方法上对我国当前该领域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弥补。在严格控制了盈余信息、公司规模等因素后,分别对2001-2003年度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前后样本(除送、配方案之外)的“纯”现金股利分配预案的市场反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股利分配预案公告日前后,民营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并没有受到市场排斥,其超常收益显著为正。     

现金持有、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对融资约束是否会影响现金及超额现金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现金及超额现金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弱融资约束企业,现金及超额现金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市场价值,而在强融资约束企业,现金及超额现金的账面价值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支持了代理理论和融资约束理论,说明弱融资约束企业滥用现金的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具有负向影响,强融资约束企业持有现金,能够抓住更多投资机会,现金持有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及经济的全球化,面对国际金融集团涌入国内市场,加快整合我国金融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变得越来越迫切,金融控股公司成为我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度的现实选择。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准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必须借鉴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经验,确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     

高管的银行背景、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现金持有决策

本文分析高管的银行背景是否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决策,以及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3－2013年的数据,检验发现,那些聘请具有银行背景的人士担任高管的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现金持有水平和更快的现金持有调整速度。相对于国有企业,高管银行背景对企业现金持有决策的影响在民营企业显著更强。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社会资本在促进企业发展中的具体运行机制,为上市公司做出更优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The Limits of Shareholder Value

Shareholder value orientation has been introduced as a mean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rporation.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for the claim that increasing shareholder value is the purpos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t demonstrates that shareholder value is the control principle, not the purpose of the firm. The idea that shareholder value is the only goal of the corporation is a mistaken transfer from the financial to the industrial firm. The paper also questions that the merger of manager interests and owner interests introduced by the remuneration of managers by stock options improves th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The self-apportioning of stock options by the management is in danger of becoming a form of insider t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