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分析

通过对成功跨跃“中等收入陷阱”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两类国家经济与福利增长的机制分析可知：拉美在中等收入阶段过早实施了福利增长计划导致经济发展缓慢,未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日韩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均衡的经济与福利增长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国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建立经济与福利均衡增长的机制。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为此政府扩大了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福利赶超"使得政府支出超出了政府收入,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减弱,经济增长落入了"增长陷阱"。这一理论逻辑得到本文构建的数理模型的证实。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已出现"福利赶超"的迹象,为了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我们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等政策建议。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视角的分析

我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与自主创新能力匮乏并存;贫富分化与腐败严重并存;快速城市化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并存。而造成这种风险的根源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紧密相关。现有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创新驱动战略存在根本性冲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必须实现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我国城市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的理论与实证

在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时期,政府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阶段,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这一转变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减小而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使政府公共支出比重增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且公共财政支出比重随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大.     

中国城市化影响政府公共支出的理论分析及实证

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时期,政府动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发展经济,而在城市化阶段,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这一转变表现为经济建设费支出比重减小而公共财政支出比重不断增大。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化使政府公共支比重增大,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增加0.6293个百分点,且公共财政支出比重随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大。     

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与中国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展现象,是一国在发展阶段跃升过程中发展战略转型失败的结果。文章分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体制改革,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挑战与抉择

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是否会落入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曾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倘若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对依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国能够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会为其他发展阶段比中国低的国家展示美好的发展前景。尽管面临"人口红利"衰减、"投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收入分配拉大和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挑战,但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阶段、区域经济结构差异较大、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未来10～15年我国经济保持7%以上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较小。未来我国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高收入之墙"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善分配、优化结构、鼓励创新和保护环境,而实现这四大政策目标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经济社会转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经验和对策——基于44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析

文章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分别考察了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采用固定效应、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计量方法,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做了分析。文章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和高抚养比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技术进步对"陷阱"国家的经济增长缺乏显著性。对跨越"陷阱"国家而言,投资、消费、技术对其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拉动作用。我国人均GDP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扩大消费、增加投资、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同时要通过改革来避免过度城镇化,抑制通货膨胀,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

中国2008年人均GDP为3315美元,进入了中下收入国家的上限,这一阶段规模性收益仍处在递增阶段。但这一时期已经处于发展与转型的时期,利用高增长的机会加快增长机制的转变,才可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否则有可能陷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停滞阶段。本文将从世界各国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吸收国际发展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突破正在面对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认知和规避

一国的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为主导的收入增长,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非常有效。但当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容易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增长与收入的终极意义偏离,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规避的方法是确立消费内需主导的收入增长方式,变投资性政府为服务性政府。     

外国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投资者甄别机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政府向各种不同实力的投资者“售卖”投资环境的投资者甄别机制模型。通过分析本文认为 :政府追求“剩余”最大化的结果使不同实力的投资者产生了分离 ,其中实力最强的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环境质量符合社会最优水平 ,其投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而其余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环境质量均被扭曲且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其投资需求受到抑制。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所以 ,它未能将规模巨大但十分分散的国内资本有效整合 ,从而使国内资本在与FDI竞争投资环境的过程中处于最为不利的位置 ,结果出现了FDI持续涌入而国内资本却投资不旺的怪现象     

国债的流通性与增发空间

本文回顾了我国国债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促进了国债金融工具功能的发挥 ,并逐渐成为金融调控的重要工具的发展历程。论述了由于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 ,国债流通性不断提高 ,拓展了国债发行空间。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债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高度流通性的国债市场的对策。     

政府大数据赋能城市创新：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中国城市创新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平衡、协同性差的问题。政府大数据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宝库，是赋能城市创新、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要素。本文基于政府传播视角，通过Netlogo仿真实验识别了影响政府大数据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并将其纳入企业公共信息资本积累函数，以此拓展了企业横向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并探究了政府大数据赋能城市创新的微观机制；此外，本文以2014年实施的“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政府大数据对城市创新的赋能作用。理论研究表明：激励政府提高传播意愿和优化大数据传播情景能通过改善政府传播效果促进企业公共信息资本积累提量增速，加速企业创新、赋能城市创新；实证研究发现：信息惠民国家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创新指数的平均提升作用约为29%。为此，有序推广政府大数据惠民试点工程、多措多举推动政府传播环境的优化与制度供给，是助力城市创新的可行思路。     

中国科技政策良好体现环境保护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事关国家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政策需求,环境保护因素如何良好地体现在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尤其是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系中已成为一个全局性、战略性和跨部门的重大政策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对中国科技政策体现和推动环境保护的作用及其背后影响因素和规律的探索却较少。从公共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视角切入,通过对1949-2015年全时段、全样本量的中国体现环境保护因素的科技政策变迁进行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政策文本分析,回答“哪些因素影响着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形成”这一研究问题。研究结论是中国科技政策体现环境保护的政策安排具有阶段性特征,“多”并不必然等于“好”。进一步指出,当前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需要具备政策制定高度、清晰的高层次全局动员治理手段、高效的多部门政策协同和充分的各级资源配置4个方面。力图在理论层面拓展非环境保护类公共政策体现及推动环境保护的政策体系框架,并首次在实践层面就改进中国科技政策对环境保护的体现给出了相应定量值,以测度什么样的“多”才会等同于“好”,不仅将加强对环境保护与科技政策之间关系的认知,还将为环境友好型公共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地区差异的实证研究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国企业家创业环境的地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创业环境方面,与东部相比,中部和西部都表现出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中部与西部之间则表现出明显的相似之处;企业家创业环境因素中,地方政府效率对企业家创业的影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金环境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家的创业活动。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西部企业家创业环境改善的途径,从而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     

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重构中的功能与定位

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前提之一。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重构中的功能与定位,应从协调推进农村公共财政改革与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多层次竞争的农村金融体系、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法律、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等多角度协调健全发展农村金融市场。     

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我国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选取2009-2018年30个省市级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营商环境质量对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效应及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①营商环境优化对中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其影响更多表现为资金供给而非制度供给;②企业家精神是营商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中介变量,营商环境要素、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激励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③营商环境显性激励作用明显,但内生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可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家精神、促进技术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货币供给内生环境下财政对内需的影响研究

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货币供给内生的现实环境,并采用ARDL方法对我国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表明税收和政府投资是影响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货币供给内生的前提出发,本文构建了扩展的内需增长模型,用SVAR方法考察了财政对我国内需增长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税收和政府投资增速提高,均会对内需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本文还探讨了货币供给内生环境下财政对内需的影响机制,认为税收和政府投资会影响货币供给,通过新的影响路径对内需产生负面影响。     

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难题及基准

文章研究了TRIPS协定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遭遇的核心难题:制度环境问题、执行问题和标准问题.研究发现:(1)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法律制度环境是相容的和一致的.但是,在国际执法层面上面临着严峻的压力.(2)中国参与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的宽度和广度较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亟待解决的难题是执行问题.(3)在行政与司法保护上,主张协调和强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行政与司法执法机制相平衡模式.(4)TRIPS协定下强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是个难题,中国需要游走在TRIPS协定外生给定的发展路径的边缘,尽力选择与其自身内生化的发展路径相切的交汇点.这一点就是中国实施知识产权保护设定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