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拿什么PK东南亚

耐克和阿迪达斯先后关闭了在华的加工厂,移师东南亚。一时间,东南亚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的"劲敌"。在这场PK中,中国制造业以何取胜?9月起,海南省最低工资标准全面上调2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将在原基础上上浮2元。今年以来,全国17个省份先后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收入分配"提低"进程加速,也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终结。最低工资的提高直接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成本的增加。苏州一位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人工成本涨得有点‘吃不消’"。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对两岸贸易中的大陆台资企业影响——以企业GVC地位指数为视角北大核心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两岸贸易受到企业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较大。为更好地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大陆台企的影响，本文将宏观GVC地位指数拓展至微观企业层面，通过企业GVC地位指数的变化，研究对其生产要素选择及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通过成本效应减少参与两岸贸易企业的数量、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增加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从影响路径看，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减轻要素价格扭曲度，以“腾笼换鸟”的方式实现大陆台企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劳动力成本上升、机器自动化与制造业转移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国内地级市最低工资数据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城市和企业两个层面考察在机器自动化背景下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显著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份额，加速了制造业转移，而机器自动化能够缓解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制造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减轻制造业外迁压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制度性约束低、贸易开放度高以及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机器自动化对制造业企业成本承压转移的缓解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自动化技术能够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利冲击，降低其退出风险。此外，机器自动化的生产率效应是推动制造业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投资积极性、抑制企业外迁的重要机制。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趋势，政府在优化布局产业承接转移的同时还应相机制定适当政策鼓励企业自动化转型，以保持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提升产业竞争力。     

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农村转移劳动力为例

文章利用2011年浙江省杭州市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契机,调查分析了新的工资标准实施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的执行力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力度由原先的80%降低到70%左右;最低工资制度在提升劳动者收入上发挥了一些效果。研究显示,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均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力度的因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也是影响执行力度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存在着工资标准过低和执行力度不足的问题,大幅度削弱了该政策提升劳动者工资的作用。     

湖北制造业计件工资问题研究

当前湖北制造型企业基本是以计件工资形式对职工进行工资核算，表面上实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际上制度性的规避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等问题，导致职工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加大，从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因此．应在加强政府监督的同时推进工会体制转型．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理解和运用最低工资制度

随着劳动力市场从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恢复，金融危机之前劳动力市场规制加强的趋势重新出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最近几个月已有多省市陆续大幅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形势下，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而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合理地使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并推动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引资行为

文章基于Heckman模型,采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283个城市最低工资匹配数据,运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引资(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外资、劳动密集型以及东部地区企业FDI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对企业引进港澳台地区资本的影响有限,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效应呈"倒U"型变化趋势。此外,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的FDI,通过生产率效应促进企业的FDI,但前者作用效果更大。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提升了地区FDI的质量;并通过改善各城市资源配置对FDI规模具有正向影响。     

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最低工资理论模型进行了拓展分析,并以深圳为案例分析了最低工资制度对区域就业的影响。在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区域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趋近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不会导致区域就业量的下降。     

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能力与中小企业创新产出——基于浙江的调查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能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挤压其创新资源的投入,也可能通过倒逼企业创新或改善创新预期收益而增加创新产出.文章基于浙江省企业创新障碍调查数据,利用Weibull潜变量模型方法分组对比发现,工资支付能力不同的企业的创新产出存在显著差异;次序logit模型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挤出效应;而对工资支付能力较强的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有正面影响,对创新利润占比没有显著影响.     

劳动成本、劳动生产率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

劳动成本上升一方面弱化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制造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当务之急是改革现行的工资机制,从关注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的角度转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向自主创新,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的竞争动力。     

企业绿色成本管理研究

由于没有考虑环境成本而造成产品价格扭曲和市场失灵,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绿色成本管理。绿色成本管理是将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各项活动纳入其成本核算之中。本文通过对绿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特征分析,探讨了企业尝试进行绿色成本管理的意义及有效措施。     

电改环境下油气管道企业用电成本管控研究

电力体制改革为油气管道企业用电成本管控提供了政策支持。在梳理电力改革政策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了适用于油气管道企业的新电力政策,详细分析了我国油气管道企业存在的基本电费偏高、力调电费偏高、用电类型不合理、用电管理有待完善等用电现状及其根本原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选取合适的用电类别、选择合理的电费计费方式降低基本电费、提高功率因数降低力调电费、积极利用直购电政策、健全用电成本管控激励和考核机制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油气管道企业用电成本管控提供参考借鉴。     

劳动力成本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引发的社会现象,提出社会经济活动的非良性循环：劳动者收入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需求不足→产业结构层级低→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出口→竞争力弱→产业利润低→劳动者收入低;分析了劳动力成本、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的联系,深入挖掘了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企业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有助于为产业升级储备高素质人才的机理;揭示了劳动力成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提高劳动力成本能够从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力素质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Firms’ demand for work hours: Evidence from matched firm-worker data in Japan

Using information on Japanese males’ work hours and the matched firms’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is determined by demand-side factors and tries to offer a possible explanation of why Japanese males tend to work longer on average,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countries. Based on an empirical framework in which each firm sets a minimum boundary of work hours and where workers hired by the firm are required to put in at least the minimum hours, we found tha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depends on each firm’s fixed costs of labor. Specifically, firms that tend to hoard labor during recessions, presumably because of higher fixed costs, require incumbent workers to work longer hours during normal times. Since Japanese firms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incurring high fixed costs to train workers, we interpret the long work hour requirement as a rational strategy for Japanese firms in protecting high-skill-accumulated workers from dismissal. In other words, the long work hours of Japanese males reflect firms’ long-term employment practices, a typical feature of the Japanese labor market.     

长三角地区商务成本比较分析及调控对策研究

随着长三角地区招商引资竞争的加剧,商务成本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在对商务成本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别从要素成本、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的商务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提出了优化长三角地区商务成本结构、治理商务成本的对策。     

企业成本削减能力现状调查研究——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为例

目前,我国众多企业普遍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耗费量大以及对环境污染大的问题,这与企业成本管理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可见,企业成本管理水平对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有着重要影响,非常迫切需要我们对企业成本削减能力现状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因此,文章运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方法,对长株潭企业成本削减能力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结果为我们从生态效率角度提升企业成本削减能力提供实证支持。     

Do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Relocate Employment to Low-Wage Regions? Evidence from European Multinationa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behavior of hom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in Europe. To this end we use a unique firm-level panel data set of more than 1,000 European multinational parent enterprises and their European affiliates. We find for parent firms operat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at the labor cost elasticity of parent employment with respect to North EU affiliates’ labor costs is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is implies employment substitu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North EU based affiliates takes place in response to wage cost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parent and its North EU based affiliates. In contrast, we find no evidence for such substitution effects between parent employment and its affiliates that are located in low-wage regions in the EU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EL no. F23, J23     

中部四省商务成本水平结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可量性原则从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方面构建区域商务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中部安徽、河南、江西和广西为比较对象,依据各省市统计年鉴的指标数据进行水平间比较。主要结论是中部四省商业设施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但具体指标上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性;政府运作效率、市场化和信息化程度、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等有所提高,但少数指标却呈现逐年下降态势,如第三产业占GDP等。文章主要贡献在于以详实的统计数据比较分析区域商务成本动态变化,并提出区域商务成本调控政策建议。     

高职教育成本的分担机制与优化配置

文章认为,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承载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各方。政府是成本分担的主体,企业和个人构成成本分担的重要＂双翼＂,从而提出了＂一体两翼＂的高职教育成本构成模式与分担机制。同时就高职教育成本分担的优化配置,提出了加大政府的财政供给,调适个人的成本分担,强化企业的分担投入,大力开发民办高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