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办学投入与绩效社会化评价模式改革实践研究——以浙江为例

近几年来,政府教育投入不断增加,但教育资金供需矛盾仍十分突出,同时,资源浪费现象还存在。加强教育支出效益评价体系的建立对促进教育支出效益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高职院校办学投入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层次的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教育经费投入绩效,为教育经费投入绩效评价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和政策参考。     

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的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前"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预算的教育财政拨款存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导致高校资金总体供给不足,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效率有待提高;教育经费没有预算单列导致财政性教育经费财权和事权不统一等问题.为此,作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改革拨款模式:兼顾效率、公平和公开;构建"政府→中介→学校"三方协调运作模式;引入绩效预算等.     

强化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思路

1.提高国家财政的整体教育投入比重。基础教育投入是整个教育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改变农村基础教育的弱势地位,首先需要提高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力度。在预算安排时,要按照“三个增长”的标准安排教育支出,即“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教育经费要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要逐步增长”。可以考虑开征教育税,取代现在的教育费附加,将各类企业都纳入征税范围,从而拓宽税基,稳定税源,专款专用,使财政的教育支出具有更加可靠的收入来源。调整教育经费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中的支出比例…     

中美法定支出政策的比较与反思

法定支出政策是指法律对某些特定领域的预算安排所作的硬性规定.虽然中美两国的政策宗旨都是为了优先保障这些项目有充足的财政经费,但其内涵意义、立法理念与预算操作过程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所涉及具体领域的特征属性、预算审议的侧重点以及政策实施效应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得差异.对法定支出政策进行反思,需在权力与财政效率之间进行权衡,兼顾预算的全面性原则与例外规则以及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清晰界定.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现状分析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是衡量教育发展状况及其政府重视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政府近十几年来一直非常注重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但由于各种问题,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现状尚需改善.中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至今仍达不到平均水平,投入支出分配结构上存在很多不合理因素,义务教育的投入上仍存在城乡差异.基于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大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更重要的是改善目前的教育经费分配体制.     

财政空间紧运行下的法定支出预算绩效管理研究

当前财政空间的紧运行态势逐渐突出，预算绩效管理是扩大财政空间的有效方法之一。特别是对于法定支出而言，其战略性增长、时滞性和不确定性等特殊性质给绩效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层层加码的法定支出责任使不同层级政府间绩效监管主体责任和侧重点难以确定。而当前法定支出绩效管理也存在项目执行率低、绩效管理动力不足、目标指标设置和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等问题。为了在当前财政空间紧运行下深化法定支出绩效管理，可以从战略变革、支出分类管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以及不同层级间的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加以具体谋划。     

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指标设定问题思考

对1993~2012年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目标的实现过程以及该指标在20年中的波动特征进行考察,发现部分时段数据"突增"现象明显。进一步结合财政收入指标进行分析发现,虽然一定历史条件下,4%目标的设定对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将该目标继续作为保障教育经费支出的标准已具有一定局限性。完善教育财政局政策目标的关键是将其与其他指标相结合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推进公共财政改革以及对公共教育经费的划拨和使用进行监督。     

高校预算管理现状及建议

随着国家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如何完善高校预算管理,合理安排支出,提高效益,是许多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借鉴国外高校预算管理的先进经验,通对我国高校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对如何完善我国高校预算管理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从4%的教育经费投入看高校经费监管问题

在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预算编制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新形势下,高校作为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员,一方面经费的大量投入有利于高校的发展,另一方面教育经费收入大幅度增加,资金周转量变大。如何合理安排使用好教育经费,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加强高校经费使用的监管,也对高校财务工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对高校财务经费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使经费使用更加规范、更加有效。     

高校财务预算的执行控制与反馈机制研究

近年来，教育成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财政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预算提出了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然而在高校预算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预算与执行两张皮，预决算差异太大等问题，造成学校经费使用的随意性、重复性和效益低下。构建高校执行控制和反馈机制。需要注重绩效预算、有效沟通和制度建设，以此加强预算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     

政府教育支出效益的有限性分析及模型

我国政府教育支出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适应 ,应该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支出 ,改善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效率要受到政府财力、公共支出政策及国家教育政策目标的约束 ,但无论政府教育支出的效率如何 ,都会产生对社会公共教育需求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本文在确定政府教育支出所产生效益的指标后 ,用模型分析了政府增加教育支出的效益 ,并进行评价 ,认为当前我国政府应该调整教育政策目标 ,减少高等教育支出比例。     

政府教育支出区域间不平衡的动态分析

本文认为 ,在对区域间政府教育支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进行研究时 ,还要着重考虑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教育支出要受到政府财政规模的限制 ,二是政府教育支出要受制于国家教育政策的长期目标。本文从我国近年来总体的政府教育支出规模增长与教育需求的特点着手 ,用动态分析方法对近年来省区间政府教育支出规模变动所引起的受教育人口水平的变化过程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 ,政府应先行调整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政策目标 ,继续加大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 ,优化教育支出结构 ,提高政府教育支出效率 ,确保有限的政府教育资金都能用在教育事业发展上。     

发行义务教育公债是弥补中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问题的可行之策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义务教育免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教育公平的推进和义务教育质量的提高,义务教育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而中国逐年增长的教育经费很难满足目前义务教育的需要。因此,从义务教育经费的缺口分析入手,提出发行教育公债是解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一种有效手段。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试论坚持和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相对独立性——基于政策文件的解读与思考

本文基于《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等文件,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相对独立性进行解读,分析其在政策目标、收入管理、支出管理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公共预算的区别,并提出正确认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对独立性需要厘清的几个观念,即"有限政府"不等于"有限国企"、国有经济不等于低效经济、预算支持不等于扭曲竞争、注重效率不等于忽视公平;文章最后提出坚持和完善制度相对独立性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对独立的政策目标体系、预算收支科目体系、预算支出项目管理模式等。     

社会保障的供给及其财政责任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基础上,从公共服务分析框架出发,结合社会保障供给的研究,分析了北京市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北京市社会保障制度和管理服务创新持续推进,基金规模增加、待遇标准提高.北京市需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衔接,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体系,并对人口老龄化作出制度安排.北京市社会保障财政支出规模仍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财政对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缺乏稳定投入,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狭窄、资金收益率低,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管理水平和运行绩效仍缺乏实质性的提高.建议北京市在稳步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的同时,实现社会保障的多渠道筹资；重点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强化对基金的监督管理以及建立完善社会保障预算.     

THE SHORT-RUN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WITH USEFU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ort-run effects of chang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output, consumption and employment. It attempts to combine the Public-Finance and ma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fiscal policy by introduc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hich is 'useful' in consumption into an ISLM-type macro model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singleperiod maximizing decisions of households and firms and which includes a government budget constraint.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ffects of fiscal policy on output and employment depend on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he more efficiently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eets consumption needs, the less effective is fiscal policy to the point where the fiscal-policy multiplier may be negative.     

Pro‐social leadership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is regarded as being unaccountable for people's needs, but few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how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balance their policy goals. China is known to use a promotion system to incentivize local leader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while neglecting social spending.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more leaders having a liberal arts background have been promoted as top provincial leaders. After carefully ruling out other channels, we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 shift of top provincial leaders’ colle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from science/technology to liberal arts/social science has increased fiscal expenditure shares on science, education, culture and public health and cut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s accordingly. The finding is mainly driven by the post‐1994 period, when local leaders had stronger incentives for economic growth.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ese top authorities are promoting more pro‐social local leaders when providing pro‐growth incentives in general.     

国企分红再分配与投资 决策价值相关性研究* ——基于国有资本红利返还的初步证据

以2007年以来颁布的有关规范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资本预算制度为背景，本文考察了上市国有企业分红对其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影响机理。搜集以国有企业分红返还为代表的“体内循环”证据，通过国有股权比例衡量红利“体内循环”的预期操控强度，验证了国有股红利“体内循环”与企业资本性投资支出决策价值相关性的关系以及受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和预算制度的影响。本文指出的国资红利再分配的“两面性”，对混合所有制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值管理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