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税收激励与居民消费扩容提质——来自“营改增”的经验证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促消费扩内需将发挥基础性作用。减税是降低市场主体税收负担、扩大内需的重要政策选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考察减税对我国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作用机理和政策效应。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地促进居民消费，提高了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和消费升级指数，具有扩容提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从供需两端刺激居民消费，遵循价格机制和收入机制，收入机制的消费升级效应更为持久；“营改增”政策在不同收入组别家庭间的消费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扩容提质效应更大。因此，建议降低企业负担，助力居民就业和增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激发社会消费潜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现代生活服务业发展，优化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供给。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经验证据

养老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部分,较多文献揭示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作为强制储蓄性质的养老保险是否具有同样的积极作用尚不明晰。本文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对高收入家庭的消费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养老保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家庭的消费水平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总体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改善低收入群体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居民加杠杆影响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分析——基于融合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方法

居民加杠杆是否能有效促进消费,已有研究从总量层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主要源于不同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融合机器学习模型的GML(generic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因果推断方法,客观量化评估了居民加杠杆的异质性效应,并使用机器学习解释性方法识别了导致异质性效应产生的核心因素。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居民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最高效应组的处理效应约是最低效应组的2倍。第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导致居民加杠杆效应存在异质性的最核心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加杠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因素的贡献率达到30%,明显高于其他特征因素。第三,影响不同收入群体加杠杆效应的核心因素不同。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作用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房贷压力;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杠杆对消费促进效果更为显著主要源于养老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较大,需要依靠借贷弥补收支缺口。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居民加杠杆效应的异质性及其产生根源,可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多参考。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行为分析

按照家庭收入由低到高将城镇居民划分成四个收入群体,并应用带有家庭属性的AIDS模型分析每个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城镇居民对于大多数商品消费的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呈下降趋势;城镇居民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消费富有支出弹性和价格弹性。因此,政府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通过财政政策使家庭用品和交通通讯商品的价格降低,可以有效地刺激城镇居民的消费。     

西方储蓄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居民储蓄额近几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而且从储蓄规模的构成看，其中高收入层的储蓄数额要远远高于低收入层的储蓄，针对这种情况，经济理论界的人士有的认为应通过启动高收入层的消费来拉动居民的消费需求，有的认为应通过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来缩小各收入层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规模到底多大为宜，一个国家又如何来启动投资、消费需求呢？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储蓄规模、储蓄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5年后中国消费政策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

2015年之后,中国仍将面临着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低碳消费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鼓励低碳消费,抑制奢侈浪费,鼓励低收入者的消费、稳定中产阶级的消费、抑制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即结构性拉动消费必然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结构性拉动消费对短期经济增长可能具有负面效应,但对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低收入群体由于物质消费的增加而使自身的福利水平提高,富裕群体由于通过帮助弱势群体、投入社会公益、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等消费同样可以提高自身的福利.结构性消费并不会降低居民幸福感.客观存在的收入差距为结构性拉动消费提供了可能.     

湖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状况分析及消费潜力预测

近几年,在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造成居民收入预期转弱、消费信心下降的背景下,激发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对湖北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重大。利用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分析2001—2021年湖北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偏好,预测2022—2025年五组居民八类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针对需求潜力大的重点群体和弹性大于1的商品提出政策建议：提高消费潜力最大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发挥交通通信业的消费引领作用,支持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消费诉求,助力较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健康服务消费等等,为增强经济内生发展的消费驱动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撑。     

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生态保护边界、社会资本与贫困县农村收入差异

基于全国665个贫困县2001—2015年的样本数据,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非生态功能区两组样本对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异进行探析,并剖析了农村收入差异的构成特征。研究发现:二者的差异不仅源于社会资本量的差异,也源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的差异,非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社会资本的量及其收入效应都明显高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贫困县社会资本量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具有差异,低收入群体社会资本水平要低于高收入群体;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贫困县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呈以50%分位数为"拐点"的"倒U型"分位数分布特征;非生态功能区贫困县低收入群体社会资本的收入增量效应要高于较高收入群体;二者低收入群体间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距在缩小,高收入群体间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差距在扩大;农村收入总差异的形成以社会资本差异为主导等结论。进一步提出引入互联网理念,形成无"时空"限制的开放式绿色发展的现代社会网络格局、生态补偿扶贫政策与社会资本的培育相结合、推动农村自然资源的产权改革等政策建议。     

浅谈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

低收入群体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收入的影响,这部分人消费能力有限,而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结合实际做出简要分析,提出了几点建议和措施.     

利息税存废的经济学分析

开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可起到了一定的刺激消费、抑制居民储蓄存款的作用,但征税后对消费和储蓄的总效应为消费减少而储蓄增加。这是利息税对储蓄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中国具体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政府应采取措施改善居民对未来收支的预期,制定配套保障体系和税收政策,加快建设高效资本市场的步伐,引导一部分储蓄存款进入证券投资领域,合理调整居民消费和投资结构。     

利息税冲击对稳态消费的一般均衡影响

利息税冲击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利息，于是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利息税冲击会减少储蓄并鼓励消费，从而扩大总需求和总产出。本文在一个简单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分析利息税冲击的两种效应－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和降低资本存量，发现利息税冲击对稳态（steady state)消费的瞬时是正的；而长期来看，则可能导致消费和收入的稳态水平有所下降。在时间偏好率和折旧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息税本身也具有准拉弗曲线的特征，即稳态消费和稳态收入随着利息税税率的提高而先增加后减少，出现倒U型关系。     

建立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的着力点、路径与建议

2020年我国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低收入群体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的重点关注对象。受工资性收入显著偏低影响,当前低收入群体总收入不到中高收入群体的八分之一,且有将近两成的低收入群体主要依赖转移性收入,增收基础并不稳固。未来,需要实施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计划,以产业和就业为主攻方向,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工资性收入;以财税和信贷支持为关键抓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提高经营性收入;以资产和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领域,激发要素活力,提高财产性收入;以纵向和横向转移支付为重要补充,注重区域公平,提高转移性收入。在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用市场化手段谋划建立低收入群体长效增收机制。     

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的多案例诠释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本文聚焦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选取六个典型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通过组内分析和组间分析发现,虽然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能够通过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公众预期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消费外溢效应等机制作用于经济复苏,但具体情形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异。基于中国现阶段特点,笔者建议:在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同时,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消费券发放机制,充分考虑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对具体补贴形式的影响;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有效发挥规模驱动就业和技术驱动就业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建立政府管理的预警防范机制,使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具前瞻性。     

我国农民消费倾向缘何低于城市居民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低收入阶层或地区的消费倾向一般要高于高收入阶层或地区,这也符合相关经济理论的判断。但与此相矛盾的是:改革20多年来,属于相对低收入阶层的农民的消费率基本都低于同期城市居民;即使在二者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农民的消费率也低于城市居民。实际上,我国农民的消费率长期低于城市居民存在着必然性,主要原因包括农民货币收入低、收入增长预期低、收入不确定性大、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消费环境差、强制性储蓄以及传统观念制约等诸多方面。     

收入不平等与中美经常项目失衡

本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环境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经常项目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可以通过国内消费需求、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持有国外债券三个途径实现对经常项目的影响。长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能够提高国内总需求,减少低收入阶层贷款和高收入阶层的国外债券持有量;短期内,收入不平等改善会降低中国低收入阶层消费,促进美国低收入阶层消费增加;收入不平等改善会减少中国经常项目顺差,而改善美国经常项目顺差,金融深化则会放大其作用幅度。本文结论显示,维持合理的收入分配以及适度的金融自由化水平有助于我国经常项目"再平衡"。     

间接税归宿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研究

使用全国城乡家庭消费和收入微观数据考察间接税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平均来看,全国居民负担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是10.6%;不论在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分别在城乡内部来看,间接税负担都呈现累退:低收入的负担率高于高收入的负担率。在城乡之间,城镇居民的税收负担率高于农村居民的税收负担率。间接税增加了城乡内部不平等,降低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间接税主要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略微恶化了整体收入不平等。     

间接税归宿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研究

使用全国城乡家庭消费和收入微观数据考察间接税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平均来看,全国居民负担的税收占收入的比例是10.6%;不论在全国范围来看还是分别在城乡内部来看,间接税负担都呈现累退:低收入的负担率高于高收入的负担率。在城乡之间,城镇居民的税收负担率高于农村居民的税收负担率。间接税增加了城乡内部不平等,降低了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间接税主要对低收入群体影响较大,略微恶化了整体收入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