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成员权和土地承包收益权的冲突与协调:稳定地权与不稳定地权的对比——以西水村第八村民小组两次征地补偿费分配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实地调查湖南省G县城郊西水村第八村民小组的两次征地补偿费分配情况,本文发现,地权稳定性间接影响征地补偿费在村内的分配。在村内分配征地补偿费的过程中,集体成员权和土地承包收益权的冲突与协调,实际上是象征地权与契约地权对土地剩余产权竞相控制的过程。在稳定地权条件下,象征地权和契约地权相互制约,共同享有土地剩余产权收益;在不稳定地权条件下,不完全地权不断强化象征地权,弱化契约地权,形成象征地权掌控土地剩余产权、进而侵占和剥夺契约地权获得土地收益的现象。     

地权正规化、集体组织强制交易与加快地权流转——马克思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分析马克思关于中世纪英国地权制度属性、变革的本质和对"农村居民土地剥夺"的原因以及对中国地权制度改革的启示,认为在加快地权流转进程中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推进地权正规化,以防止在地权流转过程中对农户承包权的侵害和集体所有权的漠视;二是在尊重农户个体交易意愿的基础上,重视农户对集体组织强制交易的自愿性接受,加快地权流转。     

农民农地产权优化的理论探索及路径选择

经济的市场化要求政府将更多的农地产权让渡给农民,农民能否对农地产权加以优化成了农地产权制度效率能否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农民地权的"拟现状"表明,农民地权优化的内涵是农民利用地权可分与可让渡的特性,经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交易农地产权来吸收政府让渡过来的利益并进一步提高农地产权价值的动态过程;优化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垄断农民地权-信息不对称的竞争性农民地权-信息对称的竞争性农民地权-农民垄断的农民地权;并给出了农民地权优化的具体措施.     

农村地权改革中的集体组织法人化模式

近年来,村集体土地资源价值化、村集体成员权股权化、集体组织法人化的农村地权改革方案,因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实现能力而得脱颖而出.但"集体组织法人"早已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事实表达形式,所以"集体组织法人化"自不是有关地权模式的新建,而是在仔细识别早已嵌入农村地权实践模式中的利、弊因素基础上的改造与完善.     

新一轮地权调整下农民工的地权认知与家庭城镇落户意愿

新型城镇化以来,国家进行了新一轮地权调整,逐步确立了进城落户农民“保留农地、有偿退出”的地权新政。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城镇落户意愿偏低;新一轮地权调整后,农民工的地权认知呈现模糊与矛盾的特征;在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的双重支配下,只有那些相信进城落户可以长期保留农地,农村户口不再是农地保留的资格条件,以及退出农地能够获得合理补偿的农民工,其家庭成员才更有可能从不愿意城镇落户转变为愿意城镇落户;在进行是部分家人落户还是全家都落户的选择时,农民工重点考虑能否确保农地保留资格,以及在丧失资格时能否获得合理的农地退出补偿。总的看,新一轮地权调整下农民工的态度呈现出模糊的地权认知与理性的落户决策的特征,进一步明晰进城落户农民的农地权利边界,制定合理的农地退出补偿机制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要件。     

论地权歧视

笔者曾在《城市》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剖析我国城乡土地市场割裂成因时阐述过地权歧视问题，即重视国有轻视集体所有问题，但不够系统，也未引起理论界关注，现结合我国现行土地政策专门论述，以期引起评说。一、对农村地权歧视的表现改革前，我国一直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     

嵌入地权意识的基层治理——基于珠三角H城郊村的经验考察

地权意识对基层治理的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本文以“地权意识与意向性”为分析框架，探索地权意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郊农民群体形成的是物权观的地权意识。受该地权意识的驱动，城郊农民群体围绕“维权式”争利的目标，衍生出分裂状态的争利社会，并造成村级自治能力弱化。之后，伴随土地开发预期的影响，“挤占式”争利成为农民的意向活动客体，促使争利社会进一步强化以及基层政权悬浮。鉴于此，土地政策调整方向应以治理化为优先，树立现行集体土地和征地制度的制度自信。     

土地改革前浙江省的地权分配

研究目的：运用县志资料估算浙江省各县土地改革前的地权分配基尼系数，全景式地提供浙江省土地改革前的地权分配不平等情况。研究方法：历史文献、洛伦兹折线。研究结果：（1）浙江省的公田较多，公田的归类显著影响到基尼系数的大小，公田较多的县，将公田算作地主所有时的基尼系数，比不考虑公田时的基尼系数高了40%以上；（2）将公田归为地主所有时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基尼系数在0.28～0.74之间，有5个县的基尼系数不超过0.40，土地分配相当平均。研究结论：土地改革前浙江省的地权不平等程度不高，但不同县的地权分配情况差异巨大。     

清代前期地权分配的南北比较

本文计算清代前期休宁及遂安两县地权分配之吉尼系数，两者均远低于河北之获鹿数字，证明以往认为南方地权高度集中之看法不正确。     

苏南“土改”中一田两主地权结构的变动

明清以来江南地区形成了相当灵活的地权流转机制,租佃制尤其是一田两主呈现出土地利用的多层次性及权益分配的多样性。而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促使这一流转机制发生了重要转变,其关键是地权结构的简约化,尤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土改中的租田处理、地权再造与地权观念的变化,影响着农村的资源配置、财富分配和权力构成,奠定了新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的基础,其经验对处理当前农地改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权明晰能够改变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吗北大核心

村庄社会农户之间的利益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冲突性两个方面,地权状态的变化能够改变农民之间的利益目标进而影响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结合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地权明晰能够显著改善村庄社会农民间的人际关系,已确权农户的邻里互助程度显著高于未确权农户,相反,农地调整所导致的地权模糊性会降低农民之间的互助水平。(2)村庄村小组越多,姓氏个数越多,则村庄社会的互助水平越低,而地权明晰则能够改善社会关系复杂村庄中的邻里互助;第一大宗族农户占比越高,则村庄社会互助程度越高,地权明晰反而降低了农民总体的互助水平。(3)进一步地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并不会显著改变村庄社会农民收入和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且在考虑上述两类不平等因素之后,农地确权对农民之间互助水平的影响依旧稳健。文章强调,尽管地权明晰因降低宗族内部目标的统一性而弱化了其互助水平,但却因化解不同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性而提高了一般农户的互助水平。农地确权有可能诱导村庄社会差序格局的重要转型。     

农地流转问题综述

农地流转是农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所有权的缺陷和农民对地权认识的模糊性阻碍了农地的流转。地权稳定性可以增加农民对农地的需求和投入,土地调整的功能和作用还没有一致的结论。选举产生的乡村干部可以满足农民对农地流转的意愿,而乡村干部的决策模式有待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基于学科比较的农村地权冲突研究评述

研究目的：了解已有农村地权冲突研究的主要观点、论证逻辑及对策主张,加强对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认识。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研究结果：经济学、法学、政治社会学与人类学分别运用了不同的分析视角、论证逻辑来研究农村地权冲突,这些研究最后得出的观点与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论：经济学认为土地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减少地权冲突的关键,法学主张通过修订土地产权性质的法律表述、增进法律条文之间的内在衔接来减少地权冲突,政治社会学研究了社会转型期土地利益群体分化、土地规则不确定性等对于地权冲突的影响,人类学则主要关注地权观念紊乱对于农村地权冲突的冲击。总体来看,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主要运用了“侵权—反抗”的分析框架;政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则可以归类为“转型—失范”的分析框架。     

《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评介

靳相木博士的学术专著《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中国乡村地权变迁的法经济学研究》一书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地权影响下的农户土地投资行为和绩效分析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基本方向。然而,相对城市土地管理制度而言,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显示出更多的不稳定性特征。就此,本文结合目前我国农民进行土地投资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基本经济假设,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农民在不同地权约束下的土地投资效用,分析了农民的投资决策倾向,并比对不同投资决策下的绩效损益,以期说明稳定农村地权对保障农民土地投资绩效的重要性。     

地权的阶级属性与农地“三权分置”:一个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

农地集体所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中国革命实践成功的经验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与演变深刻反映了地权阶级属性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70年来地权经过多重改革,集体所有制始终未被动摇;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集体所有权衍生出了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承继了集体所有制建立以来地权变迁的方向,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实质上是集体、承包农户、经营者共享地权,既实现了地权阶级属性、土地财产属性与生产要素属性的三重属性融合,又维护了地权意识形态功能、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效率功能的三重功能协调,有利于实现农地集体所有制下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现代中国的乡村契约文书与农民地权实践——1949年后的邢台县前南峪文书解读

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保存有1949年以来的大量珍贵契约文书。通过对该文书内容及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田宅买卖契约在行文格式上少有变动,传统契约习惯和乡村契约秩序仍具有很强的韧性和生命力。同时,前南峪文书中的村际兑地契约又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农民以其独特的智慧,突破层层限制,探索着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道路。在地权分配问题上,很多契约文书的达成及其后的具体实践都是农民因地、因时制宜的创新之举。前南峪文书向人们展示出,乡村社会网络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权的界定与村民的地权实践。     

集体决策下的诱导性制度变迁——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演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引致中国农村地权稳定性变化的因素。农村土地制度被看作是村庄集体决策的结果。土地调整的正面作用是为村民提供一个收入保险机制,负面作用是降低地权的稳定性,损害村民对土地的投资的积极性,同时,每一次调整都涉及较大的谈判成本。一个村庄是否调整土地是村庄集体在权衡正反面影响之后做出的决策。由于这些影响受当地的经济条件,如土地禀赋、收入水平、非农就业机会以及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地权稳定性的变化呈现出诱导性的特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几个假说,并利用4省83个村的调查资料对它们进行了计量检验。     

永佃制下的田皮价格

本文从安徽歙县遗留的民间置产簿本及田皮买卖文契辑录田价及田皮价。比较之下可以看出田皮价格之波动远为剧烈；在多数年代田皮价超过田价。利用不同的田皮比价来计算吉尼系数，明显看出上涨的田皮价格可以进一步使地权分配平均化。     

传统国家治理逻辑下的地权运作

审视土地制度运行的长线历史,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地权运作遵循政治逻辑,土地制度其实是稳固租税、维护特权和防范豪强等政治思维导向下的副产品。而基于不同政治考量所设定的制度之间难以避免的相互掣肘和交互作用,成为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和治乱循环的重要原因。以前近代的地权运作逻辑为参照审读现当代中国土地问题,可以发现政治思维和政治逻辑仍未消除,要注意防范土地问题潜藏的多重风险,避免陷入治理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