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制度阻力吗?——基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出发,研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机制,并基于2008—2016年全国2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对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异质性影响,其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存在倒“U”型影响,而对服务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影响。在替换核心变量、变换模型估计方法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东中部地区,土地财政对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造成的土地资源配置扭曲效应对地区不同类型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影响。     

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

本文将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结合,把服务业FDI、产业共同集聚与地区生产率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中进行系统研究。利用2003-2012年欧盟外商投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以吸引服务业FDI为主要手段的外向型产业结构调整方式、以产业共同集聚为主要方式的内源性产业结构调整对地区生产率以及细分行业和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服务业FDI对地区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共同集聚对于地区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细分行业来看,服务业FDI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抑制性;分地区来看,服务业FDI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均具正向影响,产业共同集聚仅对东部地区生产率具有溢出效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投入来源差异的再验证

基于2007—2019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在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发展影响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呈“U”形，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边际递增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区域内服务化和区域外服务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11.2735)后，三者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均显著提高。根据以上结论提出提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为区域外服务引入创造便利条件，结合地区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等建议。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为适应新型工业化发展方向,产业间协同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利用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正向线性促进作用,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的影响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分布。区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集聚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表现出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呈现相反效果;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关系只在东部、中部地区表现,西部由于其产业发展滞后问题未表现出明显非线性关系。文章通过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协同产生的影响,以期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思路与借鉴。     

我国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区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区际产业转移显著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但是短期内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分区域的结果说明,区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暂不显著,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都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未产生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关于区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对策建议。     

人工智能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智能化生产作为制造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为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研究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具有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区域层面体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在德国"工业4.0"概念提出后,而在产业领域上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等产业;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并且创造新兴产业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土地出让、资源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资源配置视角,利用中国26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土地出让显著抑制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招拍挂出让的抑制效应高于协议出让,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2)地方政府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服用地的两种供地策略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一步加剧土地出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3)相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导致区域资源错配效应,通过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创新水平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4)地方政府举债动机与经济增长目标动员显著调节了土地出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此,应规范管理土地出让金,有序推进土地出让制度改革,统筹考虑地方政府举债动机和经济增长目标动员,缓解土地财政负向效应;应强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逐渐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垄断。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基于马氏距离配对的倍差法分析

本文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度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以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后建立的16个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分析对象,在马氏距离配对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发现:平均来看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对母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显著;城市化水平和引资程度的提高能够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持续时间较长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制造业占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中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应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提高自身的工业发展水平.     

产能利用率对区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

通过企业微观方面、行业中观方面和国家宏观方面三个维度,分析产能过剩影响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把制造业细分为制造业(全样本)、轻工业类型制造业(分样本)、重工业类型制造业(分样本),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地区),在此划分的基础上,就产能利用率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造业的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以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模型对产能利用率影响产业升级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就全国范围而言,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显著为正;就不同类型的制造业而言,产能利用率对轻工业类型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大于重工业类型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就不同区域而言,东部地区主要依赖于重工业类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促进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主要依赖于轻工业类型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促进产业升级。东部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促进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化解产能过剩。     

产品内国内分工视角下的“经济全国化”

世界经济危机迫切要求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产品内国内分工,东部地区主要从事研发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这样既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又维护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产品内国内分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参与全国和世界分工过程,有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是实现经济全国化,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自然资源离任审计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

如何缓解城市化与土地资源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以及保护土地资源,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城市化过程中最紧迫的问题.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正是针对当前地方政府受托责任进行监督审核的一种纵向监督机制,对土地资源领域的有效监管以及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采用我国284个地级行政区2011-2017年的数据,探讨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试点情况与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和面积之间关系,分析了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土地资源出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离任审计试点地区在政策执行以后,城镇土地价格和面积都出现了明显的降低,意味着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策略.(2)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改变地方竞争目标以及影响环境治理等方面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并且能够缓解土地价格扭曲程度.(3)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用地的面积明显下降,而商业用地的面积则明显上升;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对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的影响更加显著,试点后的土地出让面积明显下降.文章为考察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制度的政策效果以及中国的土地资源管理政策改革提供了参考.     

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再思考

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发展战略的实施,一些劳动、资源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文章从产业转移的必然性入手,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有效措施。     

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资源配置与中国非农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资源错配的分析

近年来,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逐渐达成共识：有限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是阻碍发展中经济体生产率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本文以1993-2011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分行业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经验层面上系统分析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错配对中国非农部门TFP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相对于中国制造业TFP的持续改善,服务业的TFP则长期徘徊在低位,二者之间的资源错配程度在进入21世纪后明显加重,造成非农部门TFP近40%的损失;（2）21世纪以来,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资源错配绝大部分来源于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错配;（3）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普遍高于劳动力错配。本文的引申含义是,现阶段的产业政策目标主要应定位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分权视角下的环境规制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

基于经济分权和环境规制地区差异,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3年间27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竞争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发现:(1)当不考虑环境规制竞争时,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2)当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后,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有所减弱,以模仿策略为主的环境规制竞争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对邻近地区的累积溢出效应是对本地效应的将近4倍.(3)分区域看,环境规制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东部地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竞争并不利于区域整体产业转型升级,政府间更倾向于采取差异化策略,而不是中西部地区的模仿策略.     

数字技术发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了吗

结合数字技术特性,以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为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特点。在测度2012—2019年中国214个地级城市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和产业融合程度基础上,探讨数字技术发展对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及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水平提升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在考虑模型内生性问题并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技术的作用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且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在非技术密集地区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数字技术通过技术进步和信息平台两种方式并以技术创新效应与市场需求效应为传导机制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技术作用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内在机理,深化对产业融合机制和地区异质性的理解,拓展数字技术在产业应用中的研究。     

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服务化——一个解释产业结构服务化“中国悖论”的新视角

产业结构服务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一般规律,然而在中国却存在一个悖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偏低,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文章引入土地财政因素,对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进行拓展,基于中国1999-2013年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分析了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土地财政虽有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对产业结构服务化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土地财政的确是产业结构服务化迟滞的一个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土地财政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服务化则产生了负面影响.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产业关联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欧盟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

产业关联水平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驱动力,因而制造业与服务业间的产业关联度逐步受到广泛关注。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分类的基础上,根据欧盟27国累积投入产出表对各产业关联度进行测算,建立产业关联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演化的理论影响模型,进而应用计量经济工具对产业关联度的影响效应及强度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模型动态均衡分析证实了产业关联度的提升对于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水平具有正向效应;第二,高端制造业主要与生产性、分配性服务业关联,中端制造业主要与分配性服务业关联,低端制造业主要与分配性、消费性服务业关联;第三,在不同制造业分类背景下的计量分析显示,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产业关联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由缓和增长至快速推动、最终进入稳定趋缓状态。结合中国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认为,应在重视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大力推动高端、中端制造业及其对应特征服务业类型的关联度,这将为中国经济实现平稳、持续增长提供更为坚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