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

本文基于SBM模型运用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我国各省区环境效率,同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国环境效率整体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各区域环境效率差异较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制和地区因素对我国环境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并且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探讨我国环境投资对环境效率影响的区域性差异。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来自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实证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创新溢出如何影响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DEA-ESDA方法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DF模型和GML指数,测算了内地30个省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借助引力模型,对区域创新溢出进行了量化和空间网络结构分析,进一步搭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创新溢出对我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创新溢出能够有效促进GTFP增长,技术进步为主要影响路径;技术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助于GTFP增长;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仅对本区域GTFP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环境规制显著制约了GTFP发展;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效率改善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政府行为与产业结构演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以2000~2011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环境规制、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中,环境规制、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不同于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等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向作用并不够稳定。在动态面板模型中,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本身存在一定的"惯性";环境规制、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这种正向促进作用需要缓慢释放。政府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可以从环境规制等间接角度作用之。     

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

随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界学者开始探索造成企业环境污染的因素,试图通过技术改进减少污染。尤其自1991年“波特假说”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以“波特假说”为理论背景,基于中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以研发人员数量为控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激励作用;在增加控制变量后,环境规制强度对于提高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可见,“波特假说”适用于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最后,根据我国污染密集型制造业现状,提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和产业研发投入相关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视角下中国SO_2排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鉴于空气污染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及环境政策的多领域性和复杂性,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在总体视角下探讨环境规制的实施对SO_2排放强度降低的有效性,并在具体约束途径视角下对比分析其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总体上,一省环境规制的加强有助于自身SO_2排放强度的下降,但可能因"污染避难所"效应对周边省份产生不利影响;市场化和行政化环境规制的提升均对SO_2总量减排有利,而行政化规制因素仅对当地SO_2排放强度表现出较弱的负向影响,市场化指标对单位产出环境成本的降低存在较为明显的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效应*——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在扩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方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3年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构建环境污染强度、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强度的影响以及环境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各地区是否存在。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显著地降低环境污染强度,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所存在的污染避难所效应除了与不同的污染排放物有关以外,还与实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的地区有关,且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一致关系。本文还发现中国各地区人均GDP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型关系,虽然目前仍有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强度会随地区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降低,但多数地区处于拐点右侧,因此对环境污染物的强化治理依旧刻不容缓。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与中国经验

在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的理论框架下,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部门和实际生产部门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应用动态优化理论探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而后利用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波特假说"在我国得到了经验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引致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GMM和门槛回归评估,从水平时间和垂直强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海洋科技创新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预防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中长期则正向引致效应显著,与"波特假说"相符;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短期挤出效应,其中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模仿型技术创新产生中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型技术创新没有显著中长期影响;预防型环境规制对引致海洋科技创新没有显著门槛效应;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折线型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引致效应较弱,负向挤出效应明显。     

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波特假说认为,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为了验证波特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本文首先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核心创新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正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发明专利数量和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就会分别增加0.17%和0.07%.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改变资源配置、影响产业结构两种途径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从环境规制政策和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的制定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及其在中国的检验

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出发,利用中国各个省市区1989～2004年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其进行估计,以此剖析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因此,我国不能盲目重复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模式,而应该走环境与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主要通过需求、技术创新和国际贸易传导机制等三种途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对上述产业升级路径的传导机制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影响。动态面板估计结果表明,我国总体环境规制强度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路径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的研究结果则表明,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加快。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上应考虑区域间的差异性,并适度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加强人力资本建设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双赢
提供必要的政策思路和配套措施。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笔者以创新环境和创新理论为基础,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对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对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技术创新产生正面作用;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效果则不确定,其中外资依存度对泛珠三角区域内地九省区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虽然具有正面影响,但存在一定的不显著性。     

隐性经济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时空效应

隐性经济作为制度监管的漏洞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威胁，然而目前仍缺乏应对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长期有效的治理措施。文章采用MIMIC模型测算了中国大陆31个省份2000—2018年的隐性经济规模，结果表明各省份隐性经济规模年均值介于11.74%～17.35%之间，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基于对雾霾污染空间相关性特征的检验，文章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隐性经济及其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隐性经济的存在会弱化本地及邻近地区正式环境规制的治理效力，甚至使其无效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规范性压力抑制了本地的污染性隐性经济活动，是治理隐性经济及雾霾污染的有效工具，但其并未对邻近区域的隐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隐性经济的交互作用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西部地区。据此，文章从规制工具及隐性经济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