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困境分析——一个逆向软预算约束的视角

当前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亟待破解,而逆向软预算约束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分析思路。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存在各种形式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是造成其海外投资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强调政绩的官员晋升与政绩考核制度、委托代理问题及市场的弱约束力等是造成逆向软预算约束深层次的制度根源。为此,需要转变政绩观,优化政绩考核体系;深化政府财政体制改革,完善预算制度;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市场价格机制,抑制国有企业垄断。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财政分权

软预算约束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仍然存在。硬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引起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提高了对亏损国有企业进行救助的机会成本,从而有助于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     

软预算约束:无穷重复博弈视角

本文在内生性软预算约束理论基础上,引入了无穷重复博弈,并指出在无穷重复博弈中,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银行可构造一项触发战略使企业的预算约束得到硬化.本文认为企业不能满足该约束条件是导致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     

预算软约束视角下私营企业成长分析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私营企业成长的环境在不断优化。但在快速发展的背后,私营企业面临着多种形式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虽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对企业成长影响是负面的,并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效率。有必要采取各种市场与非市场措施对进行预算软约束硬化,同时要坚持适度原则,在特定条件下保证适度的预算软约束,以加快"十二五"时期私营企业的转型进程。     

财政补贴、竞争能力与国有企业改革

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对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本文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

财政预算缺乏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普遍过度负债,如何"硬化"地方政府预算、调整地方政府支出的超额扩张是解决当前大规模债务的基础课题之一。本文借鉴BFI指数构建了中国省级财政预算约束指数,并分析了影响财政预算约束及预算约束调整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约束地方政府预算超额扩张;而分权导致的以经济增长为标尺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是造成地方预算软约束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较差的制度环境更容易诱导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从而加剧其在建设性领域中的投资冲动,降低了预算约束调整成功的可能性。在加强制度环境建设的同时,着重改革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投资竞争的扭曲性制度激励,有利于治理财政预算软约束并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性支出行为。     

预算软约束下的公共项目监管机制:现状与对策

政府的投资冲动是突破预算约束的内在动力,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同级政府部门之间缺乏硬性约束,由于公共项目预算的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很大。文章在对我国现行公共项目监管机制缺陷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厘清公共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监管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项目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     

要素投入、软预算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

论文运用动态模型对软预算约束的形成路径进行了理论研究,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软预算约束起源于企业要素投入与生产模式的不匹配,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选择的结果是使要素投入和生产模式满足弱匹配条件。     

预算软约束、过度投资与股权再融资

本文旨在研究预算软约束环境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关系.首先,根据DM动态模型,构建了企业股权再融资决策模型;进而以2008～2009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影响后,研究发现:预算软约束将会导致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现象,而且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倾向比民营企业更为强烈;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与过度投资正相关.     

预算软约束与资产价格理性泡沫

文章将预算软约束引入资产价格理性泡沫的分析之中,在给出一个预算软约束情形下资产均衡价格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得出了资产价格理性泡沫的表达式.模型分析表明,当存在预算软约束时风险资产的理性泡沫为正;同时,风险资产对应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越大,该风险资产价格中的理性泡沫越大.     

预算软约束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选择银行对非金融企业贷款额的变动衡量预算软约束导致的信贷膨胀程度,实证研究了预算软约束时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受到自身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预算软约束当期变量与滞后一期变量对银行体系有显著影响,当期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增加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滞后一期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减少了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控制权收益、道德风险与软预算约束

Dewatripont-Maskin(1995)将软预算约束描述为一种事前无效,事后有效的动态激励问题,认为信贷的分散化有助于消除软预算约束。文章在DM(1995)模型基础上引入控制权收益变量,论证了事前无效,事后也无效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条件,指出这种软预算约束本质上是控制权人追求私人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信贷的分散化不足以消除事后无效率的软预算约束。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律机制是减少事后无效率软预算约束的有效途径。     

政策性负担与长期预算软约束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然而现有的有关政策性负担的理论模型主要集中讨论政策性负担与企业补贴的关系,但企业补贴并不等于预算软约束。为此,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在该框架下我们可以准确地定义预算软约束问题,并分析政策性负担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然后,我们利用重复博弈的思想将本文的基本模型动态化,建立了长期预算软约束的基本理论框架,这在现有的预算软约束文献中是不多见的,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考察影响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各种因素。本文的主要结论是,政策性负担是导致企业出现预算软约束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但如果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可以重复进行,预算软约束问题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与财政约束关系研究——补贴还是课税

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转换机制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财政约束硬化在大部分转轨国家都没有做到。尽管产权学论者和外部环境论者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都不说明政府为什么对硬化国有企业财政约束“知而不能为之”的原因。文章通过建立了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政府对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软”或“硬”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财政对国有企业的预算是“硬”还是“软”内生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改革的方式选择,以及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因此,转轨国家应该考虑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情况,在改革不同阶段采取灵活的财政手段,保证转轨过程中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从而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     

银行业脆弱性形成机理:基于预算软约束的分析

该文提出对银行脆弱性的一种解释是由于银行和企业间存在预算软约束,并运用Dewratripont-Maskin的快慢模型建立了一个预算软约束下的银行脆弱性模型,认为预算软约束将导致银行信贷扭曲膨胀,而信贷扭曲膨胀会形成大量的呆坏账,从而加重银行业的脆弱性,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论文针对银行脆弱性在我国的种种表现,提出了几点治理我国预算软约束、降低银行业脆弱性的建议。     

企业、银行和政府三方还贷博弈研究

预算软约束已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阻碍因素,并影响经济转型期的政企、银企关系,而政府对于债务的软预算约束是企业信贷违约的原因之一,根据企业还贷过程中相关利益者的相互博弈,建立一个企业、银行、政府之间三方博弈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行为及其目标差异对企业信贷违约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通过补贴银行和企业来实施对企业还贷的软预算约束,而银行在衡量了政府补贴和清算得失之后有可能对企业再贷款。解决预算软约束和企业信贷违约的关键在于＂政府、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企业完全按市场化运作,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从企业中逐步退出,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信贷违约的概率。     

浅析政策性负担与杠杆治理失效——一个预算软约束视角下的理论模型

本文以预算软约束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我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地方政府转移到企业身上的政策性负担是软化预算约束的来源,并通过构建预算软约束下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对杠杆治理失效的现象进行理论诠释.     

银行重组、金融稳定和软预算约束：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银行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区分了银行软预算约束和非金融企业软预算约束、银行重组和软预算约束、制度性和政策性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和“太大不能倒闭”等概念,讨论了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内涵和外延,总结了中国的银行软预算约束的特点,为讨论中国的银行问题提供一个软预算约束的视角和理论框架。本文认为：（1）银行软预算约束揭示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内在逻辑。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本质上是对银行软预算约束政策的补充和强化。从这一逻辑出发,转型以来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和改革的特征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银行改革”。（2）银行软预算约束解释了中国在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处于技术性破产状态下仍然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没有建立正式存款保险制度、中央财政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得以实现银行体系稳定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中国的金融稳定模式可以概括为“软预算约束下的金融稳定模式”,银行软预算约束对于讨论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稳定的成本-收益、是否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3）银行软预算约束体现了国家-国有商业银行关系的本质,是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必需关注的制度环境和分析前提,对于进一步讨论国有银行体制、政府-企业关系、政府作用和定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了吗?——对1996-2000年信贷约束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能否转变成硬约束 ,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能否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和关键。 1 996— 2 0 0 0年政府实施的信贷政策和刺激需求的政策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防止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使有效需求不足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 ,国有银行出现了“惜贷”行为。然而这种“惜贷”行为并不是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硬化的表现 ,因为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根源没有改变 ,国有银行既没有更大的动力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也没有能力阻止国有企业不良贷款继续攀升和停止增加对国有企业贷款。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期间的信贷约束政策不是有效的。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 ,无论体制改革还是政策制定 ,只有使国有银行有足够强的激励去监督国有企业贷款使用 ,并使国有企业对其努力的收益有稳定的预期 ,信贷约束政策才会有效率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本文在一个动态博弈的框架下 ,考察了政策性负担与转轨经济中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政策性负担将导致国有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 ,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低效率 ;当市场竞争达到一定程度时 ,政策性负担必然带来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而且 ,预算软约束同企业的公有制性质无关 ,在同样承担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 ,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容易产生预算软约束 ,并且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补贴。当国有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时 ,政府剥夺企业的生产自主权往往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