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过去十多年来,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并更好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增长差异,由CharlesTiebout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分权理论被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新一代的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集结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元素,不再局限于公共财政的话题,而是将视野转向了地方官员在维护市场、促进竞争与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激励和行为。本文以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演进,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财政分权的重要经验为依托,回顾和讨论了这个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经验研究的成果,从一个角度讲述了转型与增长的中国故事。     

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过去十多年来，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并更好地理解转型国家的增长差异，由Charles Tiebout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分权理论被经济学家发扬光大了。新一代的财政分权或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集结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元素，不再局限于公共财政的话题，而是将视野转向了地方官员在维护市场、促进竞争与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激励和行为。本文以中国的中央一地方关系的体制演进，尤其是1978年之后的财政分权的重要经验为依托，回顾和讨论了这个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脉络与经验研究的成果，从一个角度讲述了转型与增长的中国故事。     

简论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由于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体制特征,使得中国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差别。因此,虽然中国形成了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尚未具备联邦制国家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因此,无论传统的,还是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都比较有限。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

本文首先梳理了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PF)的分析框架及其贡献。但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地批判MPF理论框架的缺陷根源于其借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理论和经典代理理论,且简单地将政府组织类比为企业。这就导致MPF缺乏地方政府关于制度供给的政治微观基础;难以全面地理解中央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忽视了分权有效的必要条件;难以分析分权的负效应,进而无法分析最优的政府间分权、政府层级和分权路径等重大问题。结果,至今为止MPF还远没有解决何种制度安排下政治官员们才有积极性执行保护市场的承诺。我们提出可以改进现有研究的一些思路。     

财政-环境联邦主义与雾霾污染管制——基于固定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该文以财政联邦主义、环境联邦主义为研究视角与理论基点,探索了中国财政体制与雾霾污染管制的内在逻辑与传导机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加速表现出一定的收敛性;引资竞争和支出竞争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效应。     

财政分权度的衡量方法研究——兼议中国财政分权水平

财政分权度是研究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性指标。本文对传统联邦主义理论中、OECD国家和中国使用的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方法和指标进行了考察,认为:1.研究目的不同,国情不同,应采用不同的分权衡量方法;2.单一财政分权指标往往不能全面客观评价一国的分权水平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在财政体制较为复杂的国家,如中国。3.税收自治权是政府间财政分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税收权的不同层次衡量财政分权度是目前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做法,也是较为系统的分权衡量方法。     

中国的经济转轨与财政联邦主义分析框架

财政联邦主义讨论的是政府结构框架内的财政分权与集权关系。在解释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各种理论中 ,财政联邦主义作为一种解说 ,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就其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中国式分权下的环境管制理论模型

在中国式分权的前提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会根据中央政府的偏好而变化。当中央政府注重经济发展时,地方政府会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水平来吸引流动资本;当中央政府注重环境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环境投资来保护环境,并且会提高环境管制水平。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环境分权对环境目标约束设定的影响

环境目标约束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关于环境目标约束的经济影响的文献已较为丰富,然而对环境目标约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有待完善。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境目标约束设定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分权的提升,地方政府设定的环境目标约束会明显增大。从分项指标来看,环境监测分权的作用效果最大,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不具有显著影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分权对环境目标约束设定的影响在经济较为落后、经济上行时期以及第二产业比重较低的地区相对更大。本文研究结论为规范政府环境治理、顺利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提供了证据支持,对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环境保护税对经济和碳排放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同时也会对经济和碳排放产生一定影响。通过构建包含环境保护税模块的CGE模型和江苏省2018年环境社会核算矩阵,模拟分析不同环境保护税税率对江苏省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征收环境保护税会给江苏省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当征收税率上升时,江苏省GDP、出口、省际调出等会下降,而居民和地方政府收入几乎没有变化。(2)环境保护税税率上升时,不仅会增加环境保护税收入,还会减少江苏省碳排放水平。(3)对于大多数行业,环境保护税税率上升会造成行业产出下降,但是对于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的行业,行业产出会上升,碳排放会增加。(4)为了更好地完成碳减排目标,建议江苏省可以适度增加环境保护税税率或加征碳税,对于污染物排放浓度较低的行业,可以采取补贴措施鼓励发展;对于污染物排放强度较高的行业,要推动转型升级,降低排放强度。     

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影响效应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为衡量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文章收集了我国30个省份1997—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Eviews10构建DID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碳排放绝对量增长的背景下,并未增加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反而促进了西部地区后发优势的发挥,具有生态友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西部地区碳源结构进一步向煤炭碳源倾斜。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新时期应促进西部地区技术经济的发展,合理利用西部资源的同时开发新能源,保持生态友好性,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生态双赢模式的发展。     

中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分析

基于199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成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三类,以核密度估计分析碳排放分布的动态变化,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不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997—2017年中国三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量变化表现同步增长,碳排放区域差异明显,命令型环境规制占据主体,市场型环境规制波动性变化特征明显,自愿型环境规制稳步增长;碳排放和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并且环境规制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减少或增长的影响能力增强;三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相比较而言,市场型环境规制的正向溢出效应最为明显,不同环境规制影响的区域差异特征表现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东部>中部>西部",市场型环境规制"东部>西部>中部",自愿型环境规制"西部>东部>中部"。     

中美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以及贸易环境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法的实证分析

中美贸易的巨额逆差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还包括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利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测算1997年-2009年中美贸易中所隐含的CO2排放量,得出如下结论:中美贸易中中国大部分行业污染贸易条件均大于1,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出口规模越大、贸易竞争力越强的产业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越小,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与污染品并无必然联系;美国对华FDI转移并未引起美国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而全球FDI向华转移使得"污染天堂"理论在华成立;中国出口CO2排放速度低于其出口速度,单位出口的CO2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改变中国污染顺差国的地位,中国需加强对美国污染品的进口,积极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加快对价值链高端清洁产品的生产。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新兴经济体国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比较研究

新兴经济体十六国是重要的发展集团,由“金砖五国”和“新钻十一国”组成,高效低碳的城镇化是其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增量贡献的动力保障。借助EKC模型和STIRPAT模型,分别研究这两个国家集团城镇化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二者的关系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呈现出微弱的倒“U”型关系,其中,“金砖五国”已经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而“新钻十一国”则处于拐点前期;在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城镇化发展对“新钻十一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大于“金砖五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碳排放量越大,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碳排放量逐步降低。     

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及其贸易效应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过度碳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导致产生温室效应,而且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碳排放问题是环境与贸易冲突在气候与经济领域中的体现。从经济学视角看,碳排放是一个外部性问题,碳交易和碳关税等碳排放内部化措施在抑制碳排放和防止碳泄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发展却具有消极影响。文章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碳排放外部性、内部化措施及其贸易效应,并为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碳排放与碳减排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综述

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主流科学界对此达成的共识及其激发的国际政治响应,推动了经济学界对碳排放与碳减排问题的研究,本文着重对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源与碳排放约束的绿色生产率与效率、碳减排机制与政策等方面的经济学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因素解析法虽能识别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其考察的因素具有局限性,多元计量分析弥补了因素解析法研究的不足,基于生产前沿的生产率与效率评价模型为低碳发展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宏观经济模型能模拟复杂经济系统中碳排放及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有关碳排放与碳减排的多视角研究有待完善,基于企业与居民行为的微观经济研究仍需深入。     

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污染责任认定原则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环境问题从不同视角的研究深入,有关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污染责任认定原则研究也经历了从生产负责到消费负责再到共同负责的嬗变。通过国内外文献梳理,发现相关学者就贸易碳排放污染先后提出了生产者负责原则、消费者负责原则和共同负责原则三种划分方式。而在这一系列有关国际贸易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生产者负责,还是消费者负责抑或共同负责,有一点是不变的,即碳排放污染产生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最终的消费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