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减税激励何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创新型人力资本为中介

个人所得税减免可有效激励员工工作,影响创新型人力资本结构和积累,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如何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文章以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选取201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18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衡量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三个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效率、人力资本成本、人力资本结构均通过了中介效应检验,说明创新型人力资本在个人所得税改革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个税改革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在规模大的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非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更加显著。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

构建了关于信息化水平、劳动力技能结构以及生产率的理论框架,探讨了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劳动力技能结构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同时具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动态的阶段性特征,两者之间存在U形关系,信息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只有在信息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现;信息化水平对生产率的间接影响通过劳动力技能结构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低技能劳动者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并带来了中、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导致劳动力技能结构升级,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要使信息化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匹配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劳动者需要进行持续学习与提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必然趋势。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分别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要素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结构服务化下,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正向作用是“边际效应减弱”的;消费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在行业与企业两个层面具有异质性。为此,应将供给和需求两侧协调配合,一方面采取措施恢复、稳定和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支持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参与创新活动,培育企业的创新能力。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企业异质性与产业空间分布演化研究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我国更加注重从供给角度满足人们日益变化的消费需求,希望通过"三去一降一补"等政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对象便是企业。基于此,文章从企业性质角度探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通过构建的经济系统,针对企业效率这一要素是否会对产业空间布局和企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率高的企业倾向于在区域中心布局,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倾向于边缘地区。     

集聚经济、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207个地级市的证据

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进。地区基础设施改进会从外部性上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有效连接,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基础设施变化条件下,我国分地区集聚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差异需作分类研究,以便深入讨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使用PSTR模型,引入非期望产出的GML指数,以及有关计算产业集聚和相关多样化的指标,实证研究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经济随着基础设施变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结果显示:产业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并基本为正;集聚经济对GML指数的正向作用小于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集聚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东部地区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和外商投资均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强的正向作用,东部地区政府干预促进当地生产水平,中西部地区政府干预作用随着基础设施增加而降低。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生产率差距之谜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本文以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括市场规模差异(集聚力)和劳动力成本差异(分散力)的理论模型,对忽视分散力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扩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和生产率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导致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分类集聚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差异,而非市场规模差异。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东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首先向外迁移,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东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也会向外迁移,生产率差距将开始缩小。随后,本文使用大规模微观企业数据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中国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来自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城市聚集经济是指产业活动在城市聚集所产生的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外部规模经济收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构建企业生产率决定模型,对中国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本地投入-产出联系、劳动力市场共享、技术外溢为企业提供了显著的外部规模经济,构成了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其中,本地投入-产出联系影响最强,技术外溢次之,劳动力市场共享较弱。基于分行业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不同微观基础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基本结论一致。强化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的关键。     

人口老龄化对黄石市劳动力供给影响的灰色关联分析

本文依据黄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把黄石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分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作为参考序列,受教育程度、经济活动人口、流动人口作为比较序列,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影响劳动力供给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似程度的排序可知,受教育程度与劳动年龄人口关联度最大,劳动力迁移人口关联度次之,经济活动人口关联度最小.模型分析结果为劳动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人口流动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供给.得出人口老龄化对黄石市劳动力的影响,整体趋势是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劳动力供给的作用.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差异

本文利用“份额转换”和方差分解的方法衡量我国产业结构差异和地区生产率差异在1985 -2008之间每一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变化趋势;之后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地区间劳动力要素生产率差异形成的原因.结果表明:地区间产业生产率的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较小;2005年后地区间第二产业生产率的差异是地区间生产率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而1994 -2005年期间主要是第三产业生产率的差异所引起.此外,人均资本投入增加、技术进步均能有效地提高劳动力要素生产率;地区间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是劳动力生产率差距的关键,技术效率的差距对劳动力生产率差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城镇化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集聚效应还是拥挤效应?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ACF方法估计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比较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发现:虽然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平均生产率低于东部地区,但是其增长速度却要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趋向缩小。再利用省级层面的城镇化率指标,实证分析了城镇化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过程不仅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还能通过集聚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然而该集聚效应却随城镇化水平提高而递减。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化过程因交通设施滞后明显表现出拥挤效应,抑制企业生产率提高。城镇化只有同时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交通供给,才能缓解东部地区的拥挤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     

研发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运用2003—2016年河北省数据,分析各主体R&D投入结构,估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对R&D投入结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经费和人员在整体R&D投入占比最大,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占比小且逐年下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促进作用,其促进作用从第2年显现,科研机构R&D资本投入的影响滞后三年仍比较明显,高等院校资本投入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负向作用,但影响逐年减弱。各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各时间点模型整体回归效果一般,但可靠程度会随着时间升高。滞后两年,工业企业、高等院校R&D劳动力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微弱的负影响。科研机构和其他主体R&D劳动力投入中均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影响。为进一步提高河北省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应引导企业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和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与激励。     

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基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准自然实验

产业政策能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产业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利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相关数据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产业政策的吸收程度不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容易受产业政策激励，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显示，产业政策作用程度和企业所处行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同，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重点扶持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技术创新作为产业政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90%的产业政策均通过技术创新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政府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手段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质量、技能溢价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运用OLS和IV回归分析,在解决了技能溢价、人力资本质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质量和技能溢价的交互项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技能溢价能够对人力资本质量产生激励作用,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为加快推进我国经济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型,一方面企业应制定合理的技能溢价激励员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力度提高非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质量,从而共同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房价上涨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

企业规模分布不仅可以反映某一产业的竞争状况和发展模式,还会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如企业规模分布 、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等.文章以1999-2007年中国房价快速上涨为背景,利用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省级层面房价上涨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总体来看,房价上涨更不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并使企业规模分布进一步趋于不均匀.中介效应模型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成本效应 、信贷效应和挤出效应是房价上涨影响企业规模分布的三条作用路径.文章的研究不仅对企业规模分布理论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也为认识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政府制定政策以减缓房价上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提供了科学依据.     

机器人使用对制造业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分析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机器人使用规模急速扩张。现有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讨论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劳动力的影响、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等,而对于微观层面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企业价值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则缺乏细致研究。文章通过对中国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机器人使用对于制造业企业价值的正向提升作用,并检验了四种影响机制：企业劳动力成本、企业劳动力结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管理费用。同时,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文章还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空间效应视角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基于2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分析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双循环"战略的现实背景,基于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在空间效应视角下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经济集聚与本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水平呈"倒U"型关系,与盈利能力呈"U"型关系.同时,经济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利用指数衰减空间权重矩阵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制造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有效作用范围分别为450km和550km.本土市场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是经济集聚影响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本土市场效应存在负向作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存在正向作用.本文以空间效应视角为切入点,为理解"双循环"战略下经济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业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