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压力、产能过剩与供给侧改革

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凸显,中央政府不断出台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政策,但效果不符预期,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本文试图以地市增值税分成变化为切入视角,分析这一财力冲击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地市政府积极应对增值税分成减少所形成的财政压力,努力发展能够带来大量增值税的产能过剩行业工业企业。最后,本文发现也证实这种"压力式"的财政激励使历次化解产能过剩政策的效果不佳。可以认为,财政压力是中国产能过剩形成和化解难问题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于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的实证分析

目前,产能过剩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同时也存在于新兴行业,如风电设备、多晶硅等行业。本文以现阶段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为背景,对部分行业中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对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背景、产能过剩形成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其次重点对钢铁行业进行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进行剖析,讨论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体制性因素;最后提出在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背景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政策建议。     

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产能过剩问题研究

本文结合"投资潮涌"理论,指出技术水平落后的基本国情与产能过剩屡禁不止的现状之间存在联系。在产能过剩的形成阶段,技术水平落后会影响市场的投资决策,引发和加剧重复建设,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治理阶段,技术水平落后会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产品出口,主要表现在因为技术水平低下形成落后产能淘汰障碍和产品"走出去"障碍,两者都会减缓过剩产能释放的过程,形成大量闲置产能。基于此,笔者提出从技术进步视角研究产能过剩问题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税收对缓解房地产业"产能过剩"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采用传统经济学供需平衡方法，分析了房地产业“产能过剩”本质及税收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福利经济学效用。研究结果如下：（1）房地产业“产能过剩”本质是供给增加超出需求能力而造成，（2）征收房地产税所引起的全社会福利变化率是税率变化率的平方值。因此．政府应建立“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严征管”的房地产税征管体系．同时还应提高民众对中低档住宅的需求能力．加大经济实用房、廉租房的供给量，同时要平抑对高档住宅的需求。     

基于产业政策视角的中国产能过剩形成与化解研究

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稳中提质的一大掣肘,相关产业政策的不当引导与干预对中国产能过剩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本文系统分析了产业政策调控下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探讨了产业政策措施不当的特征与不良后果,以及产业政策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产业政策不当调控所引发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产能过剩。从合理选择产业政策使用范围、优化产业政策调控措施和把握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展规律三个层面提出应重塑产业政策调控理念,以从根本上化解中国产能过剩问题。     

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研究——基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受到重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愈发突出。在我国投资率偏高、外需萎缩的环境下,提振居民消费可以打破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不足的非均衡局面,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本文利用机理图论述了我国产能过剩形成机理以及通过提振居民消费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而提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居民形成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等三项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

"产能过剩"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争议,而中国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顽疾",越治理越严重。但在国际层面和学术研究层面,产能利用率更为科学,对产能过剩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在界定和具体的统计上,产能利用率较产能过剩更为客观,数据的充实使得产能利用率统计得到了改善;在产能过剩产生原因上,主要侧重厂商竞争博弈等微观形成机制;从经验事实看,"长期产能过剩"表明产能利用率通常不会特别高;对于产能利用率,更多的作用是宏观景气的预警功能。我们的观点是,第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恰当的测度和较为可信的统计数据,现有的数据存在问题;第二,目前产能过剩问题被过度强调了,存在着扭曲的可能;第三,在形成原因上,主要是宏观需求冲击、政府政策扭曲、国有企业的利益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第四,需回归产能利用率的预警功能;第五,当前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难以有效实施,执行者并没有充足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不强;第六,化解产能过剩的方式上,更多地需要健全价格和利益机制,构建市场化发展模式和监督体系。     

财政透明度中的资源诅咒-基于四川省县级财政自主性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财政自主性与财政透明度的经验关系及其反映出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我们发现,更多的自有财源和更强的财政自主性并没有为财政透明度提升创造有利条件,反而表现为政府财务公开的一大阻碍。我们将此现象解释为财政透明度中的资源诅咒,并认为现有的财政体制和问责机制是其主要成因。要破除财政自主性对于财政透明度的诅咒效应,有待于通过收入分权培养形成与地方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自给能力,同时完善社会公众自下而上推动财政透明的参与和监督机制。     

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省级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回归模型,采用 FG L S及两阶段系统GMM法,详细研究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支出效率的考察显示,财政透明度并没有改善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基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考察结果则显示,财政透明度有利于人均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但对其他民生类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察,本文认为,目前我国财政透明度对财政资金配置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未来应进一步提升财政透明度,深入贯彻和落实新《预算法》,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     

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

文章基于央地财政关系协调失灵导致地方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理论假设和现实背景,通过构建一个协调博弈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GS 2 SLS 和System GMM的回归分析,系统研究了“央地财政关系”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张偏向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存在财政赤字决策的相互模仿行为,中央政府存在通过财政协调机制来协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行为,但并不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央地财政关系”确实存在协调失灵,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持续膨胀的经济现象。     

基于因子分析的县域政府财政能力比较研究:来自重庆的例证

本文在构建县域政府财政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因子分析方法,以重庆市40个区县政府为例,综合测度各个区县县域政府的财政能力,得出县域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的结论,并就破解县域政府财政能力不均衡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财政政策与国际收支:从微观作用机制考察

财政政策影响国际收支存在三个微观机制,即产出-吸收效应,储蓄-投资效应以及汇率效应.这本来是一国当局为实现内部均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对外部均衡产生的一个被动结果.但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而言,一旦掌握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当局完全可以运用财政政策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中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透明度的经济学视角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透明度与民营机构透明度进行类比,论述了政府透明度的涵义以及对政府有效制约的原理、意义,尝试探讨妨碍政府提高透明度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政府和官员主导、民众利用媒体舆论推动来提高政府透明度的思路.     

汇率波动与FDI区位分布——基于辖区间财政竞争视角的研究

为了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辖区政府会通过策略性财政政策影响砌的区位分布.文章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改变辖区政府的财政竞争策略,从而影响FI)I区位分布的实际效应.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弱化FDI流入量与辖区政府财政支出竞争程度两者的正向关系,此时依靠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基本建设的竞争策略将收效甚微.     

积极财政政策与私人投资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检验与分析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考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东、中、西部私人投资增长和差异的影响.分析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东、中、西部的私人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从而证实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地方财政各项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的影响分析,表明东、中、西部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安排财政支出的结构.     

财政分权与经济周期波动研究:基于AS-AD的视角

文章基于AS-AD的分析框架,利用Blanchrd-Quah的SVAR分解方式,研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由于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资本效率部门间的差异,财政分权在带来需求冲击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向的供给冲击效应,二者共同的作用使得:(1)经济运行中表现出"价格与产出正向关联";(2)经济波动表现出"收-放"循环的特征,即分权导致产出增加、物价上涨,限制经济过热则导致产出与物价的下降;(3)分权促进经济增长并非源于分权增加社会供给能力,而是源于分权增加了社会需求水平.根据1952-2007年的数据,文章检验了上述推论,并指出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因素.     

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理论与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实际中,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分别指向企业投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决策阶段,前者与需先行做出的长期投资决策有关,而后者则是后发的即期生产决策的结果。通过引入一个包含投资和生产两阶段的动态实物期权模型,尝试性地刻画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与政策这两种异质不确定性对这一形成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产能过剩总是源自前期投资的过度扩张,但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产能过剩;(2)不确定性是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更多地源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能过剩则主要源于经济不确定性;(3)不确定性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要强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此,对过度投资的治理应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保持政策调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则应以经济不确定性为主,维护市场运行体系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