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信任会影响应计异象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角度

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财务重述作为投资者信任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信任对于应计异象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信任度的降低对应计异象起修正作用,投资者对应计项目的过高定价得到缓解.进一步检验发现,涉及财务报表的财务重述对应计异象的修正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考察投资者信任与应计异象的关系,对提...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状研究 ——来自于沪深A股经验数据研究

近年来财务重述的频繁发生及其多与盈余相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引起了各方面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凸显了其研究的重要性,本文以2008—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财务重述现状与特点,提出减少财务重述,遏制财务欺诈的相关建议.     

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影响

财务报告是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一直以来都是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及相关各方追求的目标.上市公司可能通过财务重述粉饰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实际控制人盈余操纵的情况,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损害公司的信誉.而公司的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披露是拥有紧密相连的关系,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是受到公司治理完善程度的制约,完善的公司治理是可以降低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     

国内财务重述的原因与经济后果综述

近年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日趋频繁,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证明,多种动因会影响财务重述,且财务重述会影响公司内部和市场的资源配置,对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文章从财务重述的动因、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了关于报表重述未来研究领域和理论扩充的展望。     

上市公司财务重述与审计服务定价——兼评新审计准则的颁布效果

笔者基于审计服务定价的视角研究注册会计师对财务重述的反应.结果显示,注册会计师不仅显著地提高了财务重述公司的审计定价,而且更为重视舞弊导致的财务重述,审计定价对其风险调整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原因导致的重述;此外,新审计准则的颁布提高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重述的反应,审计定价对财务重述,尤其是对舞弊导致的财务重述的风险调整程度显著提高.研究结果表明审计是一种有效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而新审计准则的颁布则进一步增强了审计的外部治理作用.     

企业产权、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述公司的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要低于非重述公司,但如果重述公司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师变更的概率会上升;在非国有企业中,未发现重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国有企业来说,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类型之间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财务重述公司更容易将事务所变更为小所,如果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种倾向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合谋",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     

行为金融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财务重述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中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只在如下子样本中显著:非国有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和由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财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更好地发挥其监督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原因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已经成为监管机构和准则制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与财务重述相关的信息,试图厘清财务重述的内在原因,以此为财务重述的治理提供有益的帮助。我们研究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是财务重述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其他的原因还包括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准则的模糊性和业务的复杂性。此外,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发展趋势,本文还考察了财务重述的重要性边界及其变化情况。结果表明,样本期内财务重述的重要性边界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这说明,我们可能逐年低估了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数量和比例。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董事会特征、财务重述与公司价值——基于会计差错发生期的分析

基于会计差错发生期,以2002年至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特征、财务重述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正相关,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与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显著负相关,而且发生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价值显著低于无财务重述行为的公司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不仅受到董事会特征的影响,而且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     

财务重述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财务重述是指上市公司在发现并纠正前期财务报告差错时,重新表述以前公布财务报告的行为。文章以2003—2009年间我国A股市场进行财务重述的公司为样本,选取配对样本,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会造成短期权益资本成本的升高。其中,强制重述、调减盈余的重述会导致权益资本成本更显著地上升。     

从财务重述视角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制度在降低代理成本、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最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财务重述正是其中之一.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公司相对于未实施该制度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比基于业绩的模式发生财务重述的几率更大.基于此结论,文章提出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方案和上市公司对于控制内部交易、防止操纵短期盈余的有效措施,对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升企业价值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控制、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

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干预和地区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公司尤其是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更高,而公司所处地区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具体来说,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越快、政府干预越少、法治水平越高,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低。本文为理解转型经济中政府在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拓展了财务重述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提供了改善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路径。     

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财务重述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动机对财务重述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的短期经营性应计显著偏高;重述与非重述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重述公司往往股权分散、盈利水平低、流动性差、资产周转速度慢、负债率高,并且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被ST的可能性更高。     

上市公司年报重述的趋势与特征——基于沪市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市上市公司发布的补充或更正年报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近三年我国财务重述的趋势与特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发布重述公告的教量相比之前有所减少,可能是管理者对新会计准则的理解逐步加深。从近三年的变化趋势看出,上市公司在一年内发布重述公告频率增加,且制造业财务重述的现象比较严重,会计信息的可信度较弱。其次,更正类重述公告的数量最多且大多数重述公告都是涉及会计问题、收入费用类的核心指标等。从上市公司发布重述公告的时间上来看,大多数重述公告都选择了与定期公告同时发布。     

财务重述异质性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文章选取2013-2018年沪深两市A股发生差错更正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财务重述异质性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重述内容与审计费用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发生核心财务重述公司,审计费用越高;重述项目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即重述项目越多,审计费用越高;重述频率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表明重述频率越高,审计费用越高。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财务重述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研究,也有助于从审计费用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研究提供新证据。     

参照点效应、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

明辨公司财务重述的方式和动因对市场监管、投资实践和学术研究都至关重要。区别于以往研究从财务重述方式进行识别，本文从财务重述主体有限理性的视角出发，基于前景理论，分析作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决策者的大股东和管理层重述财报的内在动因，并手工收集我国2005—2021年被立案处罚的财务重述案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当企业绩效或高管薪酬低于参照点时，决策者更有可能呈现风险追寻偏好，从而实施财务重述；相对绩效和相对薪酬仅在损失域对财务重述有显著影响，表明决策者存在损失厌恶心理。以上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后依然稳健。机制检验发现，企业绩效低于参照点将引起外部利益相关者担忧，导致企业面临更高的融资约束和市场压力；高管薪酬低于参照点则引发管理层激励不足和非公平厌恶，导致努力水平下降和主动离职风险增加，从而提高财务重述的概率。本文也发现制衡大股东和管理层权力的内部治理措施、司法体制改革和随机抽查制度等外部监管手段均能够有效抑制财务重述。本研究为理解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动机提供新的思路，有助于防范与治理证券违法行为，维护市场有序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借鉴美国经验 完善我国财务重述制度

财务重述制度在美国是比较成熟的财务报表前期差错更正制度,近年来在遏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刚刚引入财务重述制度,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完善。在介绍美国财务重述制度的同时,建议我们国家在公司治理、证券监管和司法实践上建立配套措施,使前期差错更正的追溯重述法和以前运用的追溯调整法明显区别开来。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法,考察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支持了有股权激励尤其有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可能有短期盈余操纵行为的观点。     

键桥通讯公司舞弊案例研究

财务舞弊问题并非近几年的新兴产物,财务舞弊的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突出,尤其最近几年,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数见不鲜,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国家相关的政策、并且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最后还可能会对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财务舞弊可能会给上市公司在短时期内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同时也给公司带来了风险,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以键桥通讯公司财务舞弊事件为例,简要介绍公司概况以及公司财务舞弊手段,运用舞弊三角理论来分析键桥通讯公司财务舞弊的深层次的原因,即从压力、机会和借口三方面因素来分析,并得出相关启示.